风险社会视域下的环境保护

工业社会的形式理性及其法律制度本身是环境事故高发和风险规制匮乏的重要原因。事故经验本身推动着人类对自身的理性与制度结构做出反思。在"风险知识"的刺激下,风险规制中的预防原则获得法律上的确立,并极大冲击和重塑着现代环境法框架。我国环境法体系侧重后果防治及其责任配置,无法应对贝克指示的新风险,也无法吸纳预防原则要求的法律理性,因而需要根据新的风险知识和法律原则及时做出修改。在以"风险知识"为根据的全新法律框架之下,风险规制机构应强化建制,程序设计也应容纳技术因素之外的社会参与,形成"科学—民主"的宽域治理框架。     

环境规制会影响产业集中度吗?:一个经验研究

作为刻画产业结构的重要指标之一——产业集中度,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但鲜见有学者研究环境规制会对产业集中度带来何种影响。为了对此进行研究,本文以我国工业部门1996-2006年的数据为样本,首先计算出产业集中度(CR4和CR8)水平,并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业集中度带来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1)在不考虑其他控制变量时,环境规制变量对产业集中度产生不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引入,环境规制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逐步提高,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趋于优化;(2)同时,进入退出壁垒、利润率水平、经济干预政策和规模经济程度四个控制变量也会对产业集中度产生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因此,适度强化环境规制水平,不仅有利于保护环境,优化资源配置,淘汰落后产能,解决结构性产能过剩,而且有利于提升产业集中度,增强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碳关税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碳关税是美国提出的针对国际贸易中高能耗进口产品征税的一种新型绿色贸易壁垒。从表面上看,碳关税的提出是为了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现实,促进全球贸易的公平竞争。实质上,碳关税的提出是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博弈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夺取世界经济新的话语权,同时也是为了制衡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碳关税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机制有二:第一,碳关税产生的价格效应促使出口商品成本上升,出口量下降,造成出口国净福利损失。第二,长期来看,碳关税的环境规制效应会促使出口企业实施创新、改进效率,企业竞争力增强。但是,就短期来说,由于我国尚不具备"波特假说"成立的前提条件,碳关税会促使成本上升,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本文系统分析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和地理方向,指出碳关税的推出将对我国当前出口贸易形成严峻的挑战,长期看将有利于我国市场结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改善。基于以上的分析,文章提出了政府"环境外交"、逐步开征国内碳税、构建绿色制造体系等政策建议。     

城市滨水区景观保护的法律规制——以重庆为视角展开

城市滨水区是城市中最具活力、最繁华,也是最能体现城市景观特色与文化内涵的地段。但恰恰是滨水区之于城市发展重要的经济促动性,使得政府在规划、开发时往往过于关注经济利益,而忽视其生态可持续性与城市居民的公共利益。城市滨水区景观保护不仅仅是景观规划设计层面的问题,更应该从法律体系的层面对产业功能的调整,文化精神的复兴以及社会活力的再生等予以规制。因此不仅需要规划部门从整体、大局出发进行规划,维护城市景观的整体性与协调性;同时,更需要法制部门完善立法,重塑滨水区景观保护的法治理念与生态目标,形成完整的滨水区景观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从滨水区的开发管理,土地资源的保护性开发,交通模式的规制以及生态、历史文化景观维护等方面实现法律规制的保障     

环境监测之规制研究

目前,中国有关环境监测法规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为保证污染物排放监测的顺利进行,各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规范和行政命令。其中,欧盟的行为最为积极。以分析欧盟相关环境监测法令为切入点,探寻中国环境监测法律机制的发展方向。     

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政府规制的变迁研究

采用文献分析法对我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政府规制变迁历程进行回顾,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加强资源保护的规制建立阶段(1978-1984);完善资源保护的规制强化阶段(1985-1998);促进资源保护与开发协调发展的规制完善阶段(1999至今).在对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每一阶段政府规制的内容及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基础之上,文章指出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政府规制变迁的特征是:规制内容重点从注重保护向促进开发变迁,规制的绩效受到政府管理体制的制约;政府规制变迁的规律是:规制变迁的动因是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资源经济价值的日益凸显;政府规制变迁的瓶颈是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合法分离;政府规制变迁的趋势是:更加关注景区(点)资源的社会价值,在法律上界定景区(点)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关系.     

环境规制条件下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分解

采用单元调查评估法对中国农业分省污染排放量进行核算的基础上,应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方法,对1978-2008年环境规制条件下省际农业TFP增长及其源泉进行实证分析,将农业增长、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纳入到一个统一框架.研究发现:①环境规制条件下农业TFP取得了一定增长,主要由前沿技术进步贡献,环境技术效率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改善,在时间趋势上大致可以划分为6个阶段;②从资源、环境与增长的统筹兼顾来看,农业TFP及其增长模式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要优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则可能处于失衡状态;③以三大直辖市为代表的东部省区和西部青海、贵州和宁夏等边远省份直接主导着“农业环境技术创新”;④是否考虑环境污染成本,对农业生产率核算会产生较大影响,并可能导致政策偏误.     

环境规制和农业科技进步的关系分析——基于波特假说的研究

波特假说主要从动态的角度论证了环境规制和农业科技进步之间的正向变亿关系.而在安徽省1990 -2008年的农业生产数据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环境规制和农业科技进步的指标变量,运用Johansen协整分析方法验证了安徽省农业生产中的环境规制和农业科技进步的关系也符合这一假说,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说明了安徽省环境规制是农业科技进步产生的原因,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析则更深入地从定量的角度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农业科技进步影响滞后的趋势和影响程度.由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只是从静态角度来分析,环境规制是不利于农业的科技进步的;但从长期效益来看,环境规制有利于农业的科技进步.因此,在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形势下,严格对农业废弃物的排放限制,制定较严格的农产品生产标准和产品质量标准,提高农民的环境意识和科技意识,通过强化环境规制来促使农业生产者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产品品质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下基层环境执法的现状与优化——以T企业为例

自2015年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开展以来,这一制度在环境治理中发挥着愈发显著的督政功能。以云南省一企业为例,企业所在市生态环境行政机关面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自上而下的层层压力,在环境执法中既存在亮眼之举,又存在不当之处。地方政府执法规制过度、行政行为合理性欠缺、缺乏执行激励机制的问题有待完善。规范地方政府行政规制尤为重要,其中,地方立法质量的提升和依法决策是规范环境执法的关键,重视行政复议是倒逼依法行政的长远之举。     

环保模范城市应成为执行环保法规制度的模范

“十一五”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考核指标体系包括经济社会、环境质量、环境建设、环境管理四大类指标。指标体系引导模范城市和创模城市争当“三个模范”，即：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推动污染减排的模范；严格执行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政策、规章和技术规范的模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