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碳排放达峰的情景预测与减排潜力评估

实现2030年碳排放达峰不仅是中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向国际社会做出的郑重承诺,也是中国未来经济结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中国实现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的宏观目标为背景,本文以中国碳排放的主要行业工业为研究对象,首先运用拓展的STIRPAT模型对工业及其9个细分行业的碳排放达峰进行了情景预测,然后基于公平和效率的双重视角对工业细分行业的减排潜力进行评估。研究表明:(1)仅有低碳情景和抑制排放情景2可以实现中国碳排放2030年达峰,低碳情景是实现中国工业碳排放达峰的最佳发展模式,达峰时间最早(2030年),峰值最低(140.43亿t)。激进排放情景则是最差的发展模式,达峰时间最晚(2036年),峰值也最高(150.09亿t)。(2)工业内部各细分行业碳排放的最优达峰情景差别较大。建材和纺织制造业能够实现提前达峰,可以在这类行业率先实施达峰管理措施,使其带动其他行业陆续达峰。(3)最具减排潜力的行业是石油制造业,其次是电力行业,这些减排潜力较大的行业应该成为国家节能减排的重点对象。(4)基于工业各细分行业在减排公平性和效率性上的差异将工业9个细分行业分为四类。其中,石油、钢铁制造业和电力行业属于"高效高公平行业";化工、建材制造业属于"低效高公平行业";采掘业属于"高效不公平行业";纺织、轻工和机电制造业属于"低效不公平行业"。中国应针对不同类型的行业制定出相应的减排战略,将减排重点放在各行业最具潜力的方面。最后,文章对实现中国工业碳排放达峰管理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的门槛效应分析

在绿色发展的过程中,金融作为现代经济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一般的理论认知和实践而言,可从金融的深化和广化两个角度来看待金融发展。相对金融广化而言,金融深化更能体现金融对于资本的配置功能和金融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它通过引导投资边际收益率促进绿色发展的效率,进而影响整个绿色经济系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经济内生增长模型来检验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以2003—2014年中国280个地级单元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其内在作用的非对称性。结果表明:(1)模型推导发现,金融深化作用在不同生产部门所占份额的配置未达到最优时,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存在门槛效应,即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作用存在可能的非对称性;否则,二者以近似对数函数的关系相互作用。(2)实证发现,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在中国地级层面存在一重门槛效应,似然比检验结果表明该门槛效应在1%的临界值下显著,并且其门槛值大小为0.635 5,门限回归结果显示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在门限值前后的偏效应系数分别为-0.056 8和0.129 9,说明中国金融深化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呈现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形形状。(3)稳健性检验发现,控制变量对金融深化导致的绿色发展门槛效应的扰动仅体现在P值的变化范围之内且变化幅度较小,门限值的大小及置信区间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反映中国金融深化与绿色发展的关系结构依然稳健。显然,应当大力推进金融深化过程,突破"门槛效应"的制约,充分发挥金融深化对资本的配置效应,从而推动中国绿色发展进程。     

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动态耦合关系

通过构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利用中部地区37个资源型城市2005—2014年城市化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30个指标数据,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动态变化进行测度,并比较分析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城市化水平、生态环境水平及其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变化。结果表明:(1)2005以来人口城市化对资源型地区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力减弱,社会城市化的影响力逐渐加大并趋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尽管资源条件对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影响最大,但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对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影响力正变得日益重要。(2)各城市间城市化综合水平差异较大,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较小。自2005年以来城市化发展综合水平的城际差异无较大改变,但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城际差异正变得日趋缩小。位于山西省的资源型城市城市化综合水平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变动较之其他省份更为显著。(3)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协调类型处于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并以初级协调型为主。2005以来中部地区多数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保持不变,关系恶化的资源型城市主要分布在安徽、江西和湖南,关系更为协调的资源型城市主要位于山西。(4)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综合水平差异显著,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并不明显。再生型和衰退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较高,成熟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较低。(5)城市化滞后仍是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不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     

新常态下中国能源需求预测预警研究CSSCI

考虑能源—经济—环境大系统的协调作用,构建中国能源需求预测预警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运用情景模拟方法模拟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产业结构、能源政策不同的三种情景,分别预测"十三五"期间中国能源需求量、需求结构、CO2排放量和能源预警指标。研究发现:新常态下,能源需求总量增速由高速增长变为中高速增长;当经济增速为6.5%时,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加大能源调控力度,到2020年时我国能源需求量达到50.78亿t标准煤,非化石能源需求比例为16.1%,CO2排放量将达到103亿t,能源自给率为82.7%,该指标处于预警区域。本研究为新常态下中国能源规划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持。     

絮团粘性分维数的概念及其分析模型

水处理中的絮团具有复杂的形态结构,分维数是描述这种结构的有力工具。通过分析固液体系的粘度与絮团分维数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絮团粘性分维数的新概念及粘性分维数测定的数学物理模型,并进行了实验验证。与常用的质量分维数、边界分维数、面积分维数、体积分维数、表面积分维数等相比,絮团的粘性分维数及其测定模型具有易于测量、可同时表征不同类型絮团、可定量分析絮凝产品组成等特点,从而为絮团形态结构的定性及定量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Fe(Ⅱ)EDTA络合吸收-铁粉还原再生脱除NO性能

利用Fe(Ⅱ)EDTA络合吸收-铁粉间歇还原再生脱除NO并回收氨资源的方法,实验研究了铁粉还原再生Fe(Ⅱ)(NO)EDTA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以0.015 mol/L的Fe(Ⅱ)EDTA做吸收剂,在起始p H 5.5、温度323K条件下吸收400×10-6~500×10-6的NO,脱除率95%以上;铁粉还原再生Fe(Ⅱ)(NO)EDTA过程可用缩芯模型阐释;铁粉添加量与搅拌强度直接决定了铁粉质点数量,是影响反应的重要因素;实验中Fe(Ⅱ)(NO)EDTA络合液150 m L,氧气含量为5%时,搅拌速度900 r/min、粒径为0.12 mm的铁粉浓度5.3 g/L、温度353 K、p H=6为最适宜再生条件。     

云南极端旱灾应急管理模式构建研究

本文对极端干旱应急管理模式构建及应急水资源配置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简要分析了极端干旱灾害的定义和内涵,整理了近年来干旱灾害管理研究进展;以云南特大干旱为例,讨论了极端干旱灾害的形成及影响,并从组织结构、制度规范等方面阐述了云南极端干旱灾害应急管理现状和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强调多元主体抗旱能力的积极作用,引入风险管理概念,提出基于多主体合作的极端旱灾应急管理模式;从水资源管理的角度,构建考虑预支付策略下的极端旱灾应急水资源合作储备模型,将其均衡解作为初始值,置入之后的应急水资源优化调度模型,组成极端旱灾应急水资源优化配置系统;从时间效率的角度,依据极端旱灾多主体合作应急管理模式,重构灾害应急响应流程,增设底层响应协调主体,设计并发式信息报送结构,建立极端旱灾应急响应工作流模型;并初步检验了上述模型的有效性,证明该模式具备一定可行性。最后针对云南极端干旱灾害应急管理实践,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     

资源禀赋对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回顾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是其基本动力,工业化、市场化、对外开放、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等经济增长要素构成了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源泉。但矿产资源作为重要的经济要素,是"福"是"祸"尚且存在着较大争论。基于人口城市化快速发展和资源型经济转型两大时代背景,本文运用城市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重点研究资源禀赋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矿产资源对我国的人口城市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影响,但资源丰裕度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并不完全相同。对于资源丰裕地区而言,资源是内生的动力因素,既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同时又作为具有稀缺性的商品获得产品收入,由此对本地的产业结构产生根本影响,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而对于非资源型省份来说,资源是外生的,只是作为外购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资源在这些省份并不构成相对独立的驱动力。在此前提下,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出现了明显差异:工业化、市场化、科技力量在资源贫乏省份的作用明显大于在资源丰裕省份中的作用;而资源禀赋和固定资产投资在资源丰裕地区中的作用更大。也就是说,资源禀赋条件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发展动力的内在差异性,同时也使人口城市化发展模式不尽相同。     

结构转型影响贫富差距的微观机理

收入分配不公是影响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从微观视角考察结构转型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本文利用非线性阈值协整理论定量刻画了洛伦兹曲线随产业结构变化而发生变动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动,洛伦兹曲线斜率的变化具有非线性的特征,即当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相同大小时,洛伦兹曲线恢复到均衡斜率的速度不同;产业结构的"突变"位置发生在结构转型程度为0.014处,该突变值对洛伦兹曲线斜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该门槛效应发生在结构转变后的第3期。由此揭示的经济含义为:在结构发生转变的过程中,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具有滞后性和非对称性的特点,滞后性表现为当结构转型发生之后,洛伦兹曲线在滞后3期才发生明显的非线性变动作用,而非对称性表现为当结构转型发生变动时,我国政府未能兼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所造成的不利冲击,从而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出现加剧恶化现象。因此,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对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不大,政府需要控制政策操作力度以及调整要素适应结构转型,从而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效果。     

中国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增长机制研究

本研究采用1995-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增长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该项支出会随着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千人床位数的增加而增加;而老龄负担比和人均实际政府卫生支出的增加,对该项支出在不同时期和地区产生了增减不一的作用;保险设立也增加了我国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研究认为供方诱导是推动医疗支出增长最主要的因素,而老龄化则是未来拉动医疗支出增长的主要因素。因此,提出建议:规范政府支出的流向、改变对供方的激励机制、开放并有序管理医疗市场,提高保险组织者的管理能力来遏制医疗费用的过快上涨,以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