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能源、环境影响的住宅建筑节能CGE模型构建

中国承诺将于2030年左右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排放总量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我国目前的碳排放主要来自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其中建筑业碳排放约40%,所占比重最大,而高达550亿m2的存量住宅能耗和排放是建筑业碳排放的主力。住宅建筑节能是关系到我国建筑业节能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重要因素,是我国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领域。构建一个可用于衡量住宅建筑节能对资源环境及经济发展影响的可计算模型是推动住宅建筑节能工作的重要基础。本文尝试以CGE标准模型为基础,依次对住宅建筑生产模块、污染排放模块、节能住宅建筑模块、动态模块和环境福利模块进行详细构建说明。在四方面对标准模型进行扩展:第一,将生产要素扩展为资本、劳动和能源要素束,能源要素束被深化分解为清洁能源与非清洁能源束,然后再予深化细化;第二,依据差异的贸易伙伴将进出口细化为差异的国家和地区;第三,将建筑污染排放作为一个特殊部门,建立建筑污染排放模块,纳入到CGE模型中,并将污染要素纳入到效应函数中;第四,依据资本增长模型,建立动态模块。通过将住宅建筑节能作为变量扩展到标准CGE模型的方法,构建了住宅建筑节能CGE扩展模型。借助该扩展模型,可以研究非节能建筑约束、外部节能建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破解非节能建筑约束、外部节能建筑与住宅建筑节能快速发展之间难以协调的矛盾。在本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建立相应的社会核算矩阵(SAM),并对各种函数的参数估计和敏感性检验进行实证分析。     

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的大气环境效益分析

可再生能源的电价补贴是一项旨在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广泛应用的政策机制,对中国能源结构调整(降低煤电比例)、改善大气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此,本文将可再生能源发电带来的空气污染物(CO_2、SO_2、NO_X和PM_(2.5))排放的减少作为衡量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效益指标,利用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建立包含温室气体、污染气体和颗粒物模块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从总量和行业的视角量化研究了实施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政策对改善大气环境的积极作用,考察了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辅以硫税、硫税及碳税这两种冲击的情景。研究表明: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减少了温室气体、污染气体的总排放量和颗粒物浓度,在补贴的基础上辅以硫税不仅可以有效地增进大气环境福利效益,而且还能抵消征税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使清洁能源发电对火电产生替代效应,各个行业排放的CO_2、SO_2和NO_X均下降;但这一替代效应在工业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相对有限,这也证明了工业部门的减排压力较于其他产业(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更大;补贴可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不断提升,进而优化能源结构,这是增进大气环境效益的根本原因。上述结果意味着短期内要提高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准,补贴与税收双管齐下以增强减排力度。而可能面临的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资金不足问题则意味着中期内要实现补贴方式逐渐向定额补贴、绿色证书模式过渡,利用市场机制确定补贴标准;长期内需最终取消补贴政策,倒逼技术进步,推动整个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全球能源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综述

全球能源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CGE)模型是研究低碳政策对能源经济系统影响的主要工具,在国际低碳经济研究领域具有重要作用。全球能源经济CGE模型发展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数十年的拓展已经形成了一批发展成熟且应用广泛的模型平台。我国能源经济CGE模型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领域主要聚焦在中国本土与国内区域,而在全球尺度上的模型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伴随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当中的重要性凸显,中国能源环境问题的研究需要具有国际视野。本文对当前全球能源经济CGE模型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对全球CGE模型的主要作用与特点做出评价,并对典型模型进行比较,在介绍了模型优缺点的基础上对全球能源经济CGE模型的发展趋势与关键问题进行讨论,并对中国未来发展全球模型给出具体建议。全球能源经济CGE模型政策评估的主要优点是评估基于坚实的理论基础,可以根据相关理论判断模型结果是否合理并对政策的作用机制与影响结果做出基于经济规律的解释;以及能源与经济系统整体协调一致的相互作用机制。能源经济CGE模型主要争议性问题包括结果依赖大量参数且参数取值不稳健,以及模型假设过于理想且技术表达抽象。当前能源经济CGE模型研究的关键问题与主要趋向包括:关键参数的实证研究与准确校核、经济系统异质化与细节化描述、技术细节表述与内生化变革以及非理想与不均衡市场条件建模。建议中国开发全球模型应充分借鉴全球先进模型开发的基础与经验,在当前全球模型主流框架下重点研究发展中国家在非理想与不均衡市场环境下经济行为表述的改进,同时注重模型基础数据的整理与重要参数的校核。     

基于动态CGE的挥发性有机污染物VOCs排放预测和控制研究

从成本效益角度,通过宏观经济手段来控制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的研究将对我国改善大气环境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将静态CGE动态化,以2007年为基准年,预测了我国挥发性有机物在当前政策下到2020年的排放量.模拟对排放量高的部分工业部门征收环境税,探讨了其对排放量以及经济系统的影响,为我国挥发性有机物的控制对策提出了建议.结果表明,通过征收税收,可以实现减排VOCs的目的,但经济成本也较大.由于部门经济关联关系,虽未对交通运输业征收VOCs环境税,其影响也较大.因此,在采用宏观经济政策控制VOCs时,需要做好相应的补贴措施.     

Environment Implications of China＇s WTO Accession

China＇s WTO accession will have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This arfide aims at providing environment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based on its final offer for WTO accession and a 53-sector, recursive dynamic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 model of China. We try to provide some empirical evidences for policy makers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China＇s WTO accession from environmental prospective.     

CGE model-based analysis of the neutralized hybrid carbon policy and its decomposed effects on economic growth,carbon reduction,and energy utilization costs

The hybrid policy is a flexible policy tool that combines features of carbon trading and carbon taxation.Its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under China's background are still not studied in detail.Given the exogenous carbon reduction targets,carbon prices,and carbon tax-rates,by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ing methods and factor decomposition methods,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direct and cascaded effects of the hybrid policy on economic growth,energy utilization,and carbon emission on the national level and the sector level,with China's national input-output data-set.Stepwisely,policy scenarios with irrational estimated results are selectively excluded based 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mong economic,carbon reduction and other policy targets.As a result,against national economic conditions in 2007,the hybrid policy,with a carbon reduction target of -10%,a carbon tax-rate of around $10,and a ceiling carbon price of $40,is highly recommended,because of its significant lower economic loss,lower energy utilization cost,and practical robustness against fluctuation of energy market and carbon market.Furthermore,by decomposition analysis,carbon reduction-related costs are decomposed into a direct part that includes carbon allowance price and carbon tax,and an indirect part as the energy price incremental induced by direct carbon costs.Gross carbon reduction may be decomposed into three parts such as energy intensity,economic scale,and technical progress.And,carbon taxation is the main policy tool that stimulates to improve the energy efficiency.     

征收环境税对经济和污染排放的影响

资源短缺、环境容量有限已经成为我国国情新的基本特征,而我国经济总量将继续扩大,资源环境压力将持续加大。开征环境税被认为是减少污染排放和促进发展方式转型的有效经济政策之一。本文利用GREAT-E模型分析环境税改革后不同税率水平对宏观经济、污染减排、收入水平、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要素需求的影响,为制定相关的环境税制度和政策提供决策支持依据。模拟结果表明,征收环境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GDP的下降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相对而言,征收环境税对污染物的减排作用远大于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较高税率的环境税能够较大幅度的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模拟结果表明,征收环境税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重污染行业受到抑制,而清洁产业反而加快发展。征收环境税会抑制重污染产品出口,提升清洁行业的出口竞争力,降低贸易顺差对我国环境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重污染行业因为成本的增加,减少了生产规模,释放出的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资源被转移到了清洁产业,从而促进了这些产业的发展。征收环境税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会对居民福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考虑到污染减排能够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进而产生正面的居民福利效应和社会效应,环境税征收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实际上要小于模拟结果。为了促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建议提高污染税/费标准。由于现有排污收费标准偏低,远低于污染治理成本,很多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意治理污染。因此未来开征环境税应将税率应至少与治理成本相当,通过将环境成本完全内部化,达到促进污染者减少污染排放的目标。另一方面,建议政府通过减免所得税或者向弱势群体提供补贴等方式减少环境税征收的负面影响。     

中国经济受CO2减排率影响的不确定性CGE模拟分析

以State-contingent模型为基础,结合中国具体情况,采用不确定性参数,对中国合理的CO2减排率制定问题进行了模拟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完全可以完成本世纪中叶的CO2减排任务,根据中国国情可以采用减排率为0%的政策方案.另一方面在CO2减排率的制定中,可以进行定期调整减排量的方案.     

中国PM2.5污染健康效应的国民经济影响分析

为合理评估PM_2.5污染,通过Meta分析,系统回顾已有文献并对中国人群的PM_2.5健康效应进行定量评估.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Benmap模型和CGE模型,估计2017年全国PM_2.5污染造成的国民经济影响.结果表明,中国PM_2.5污染造成的全因早逝、慢性阻塞性肺病（住院）、脑卒中（住院）、缺血性心脏病（住院）、心血管疾病（门诊）、呼吸系统疾病（门诊）OR值分别为1.007（95% CI：1.005,1.009）、1.014（95% CI：1.009,1.019）、1.006（95% CI：1.002,1.011）、1.007（95% CI：1.005,1.010）、1.006（95% CI：1.002,1.010）、1.006（95% CI：1.004,1.008）（per 10μg/m³）.2017年,PM_2.5污染引起的中国年均劳动损失为2590.34万d,居民额外医疗支出为86.39亿元,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当年GDP的1.48%.     

基于能源类型的中国反弹效应测算及其分解

能源问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能效改进所引起的能耗反弹问题已成为能源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针对已有研究基于复合能源维度探讨反弹效应的不足,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引入反弹效应测算模块的中国静态CGE模型,研究不同类型能源效率改进的节能效果和反弹差异,并将其在生产侧和消费侧进行分解。在分别提高所有生产部门一次能源使用效率和二次能源使用效率两种情景下,我们发现提高二次能源使用效率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大,带来的能源节约也更多。就反弹效应而言,两种情景的反弹效应在9.6%-27.9%范围间,但提高一次能源使用效率带来的反弹效应要普遍大于提高二次能源使用效率带来的反弹。这意味着,能效改进的能源类型选择将关系到政策的实施效果。对反弹效应在生产侧和消费侧的分解则显示,生产侧的能效改进会刺激消费侧能耗增加,而且来自消费侧的能耗增加在二次能源品种的反弹效应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成品油和燃气。综上,我们认为不论从经济表现还是反弹效应来看,提高二次能源使用效率都是比较理想的能源类型选择,这是以往研究未曾注意到的。同时,由于反弹效应的存在确实降低了能效政策的有效性,因此政府在制定能效政策时可通过对冲能效改进带来的能源服务价格下降来减缓能耗反弹。引导和规范居民的用能观念和用能行为也是减缓反弹效应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一点对能源需求远未饱和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