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生态补偿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展

生态补偿是通过经济手段促进生态保护与受益地区利益共享的制度设计,是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秦岭是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生态补偿作为协调秦岭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有助于推动该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对实现秦岭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梳理了秦岭生态补偿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主要包括秦岭在区域调水、森林生态效益、生物多样性保护、矿产资源开发等方面的生态补偿研究,以及秦岭生态补偿相关政策法规制定、南水北调、退耕还林（草）以及生态移民搬迁等具体生态保护工程补偿实践,并从补偿对象、补偿标准、公众参与、补偿方式几个角度探讨了秦岭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秦岭生态补偿研究的建议与对策。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消防协同治理影响因素研究

为有效提升消防安全协同治理的效能,在识别和量化政府部门、企业和公民社会消防协同治理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分别构建政府部门、企业和公民社会影响因素的贝叶斯网络模型,辨识影响实现高效消防协同治理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部门的权力与利益、有效领导和组织激励3个因素对政府消防协同治理影响最为显著;交流沟通和参与渠道分别是影响企业和公民社会的关键因素,并且基于全局贝叶斯网络模型的敏感性分析可知,政府部门是整体消防协同治理的核心,调节相关部门的权力与利益和具备有效领导的能力能有效提高政府消防协同治理水平,明显改善整体消防协同治理效能。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企业污染,环境利益受损,政府买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生态环境损害的解决路径,从2018年起,全国开始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实现损害担责是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山东作为全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的7个试点省市之一,开展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积极实践探索。山东省对"10.21济南章丘重大非法倾倒危险废物事故"生态损害赔偿案件的处理对于我国生态环境损害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创新经验。本文以山东省的改革实践作为研究视角,面对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现存问题,结合山东的试点实际分析了实施成效,从赔偿磋商、鉴定评估、资金管理三个方面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提出完善建议。     

环境监测对环境治理的促进性作用探讨

本文首先概述了环境监测的内容;其次分析了环境监测对环境治理的促进性作用;最后探讨了应用环境监测进一步提升环境治理水平的对策。     

推动环境信息披露能改善投资效率吗？

落实企业环境责任,推动环境信息披露,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本文根据《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对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进行刻画,基于Richardson投资期望模型对投资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环境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投资不足,但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且环境信息披露对投资不足的缓解作用在国有企业、两权分离度高等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本文因此提出推动环境信息披露的建议,一方面发挥政府作用,加大监管压力,确保企业环境责任的落实,健全环境治理企业责任体系;另一方面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强化诱致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动力,让市场形成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强需求,促使企业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思路与实施路径探讨

生态环境国际合作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十三五"时期,我国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本文在分析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现状、不足以及面临新形势的基础上,提出坚持底线思维,突出重点,精准对接,以我为主、以外促内等合作原则,建议"十四五"时期加强战略规划和引领,提升生态环境国际合作的地位和作用,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努力实现国内环境治理、全球环境治理以及全球治理良性互动,提升生态环境国际合作在服务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水平。并为此提出五大重点举措:即打造绿色"一带一路"成为区域环境合作的平台高地;更具建设性加强我与周边国家双边及多边环境合作;坚决维护多边主义的立场,主动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变革;助力擦亮绿色底色,全力支撑服务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能力建设形成生态环境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大格局。     

财政分权与环境治理——基于动态视角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基于动态视角,对财政分权与环境治理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说,并利用1997—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理论研究认为:财政分权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不同。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以负向的替代效应为主,财政分权不利于环境治理;而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以正向的收入效应为主,财政分权有利于环境治理。实证研究表明:①在样本时期内,整体而言,我国的财政分权不利于环境治理。该结论在通过模型设定、指标选取以及内生性控制等检验后,仍然成立。②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的负向效应不断减弱。③面板门槛模型的结果表明,当人均GDP达到3.123万元时,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的影响才有可能出现拐点。若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和行政处罚案件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时,人均GDP分别要达到4.379万元和6.276万元时,拐点才有可能出现。以上发现的政策启示在于:一方面,尽管现阶段我国的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存在负向影响,但是这种负向影响仅是阶段性的,不能因为这种阶段性特征,而否定财政分权制度本身;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仍处在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为了缓解财政分权的负向效应,可能还需要中央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以消除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扭曲。     

Coping with Complexity,Uncertainty and Ambiguity in Risk Governance: A Synthesis

The term governance describes the multitude of actors and processes that lead to collectively binding decisions. The term risk governance translates the core principles of governance to the context of risk-related policy making. We aim to delineate some basic lessons from the insights of the other articles in this special issue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risk governance. Risk governance provides a conceptual as well as normative basis for how to cope with uncertain, complex and/or ambiguous risks. We propose to synthesize the breadth of the articles in this special issue by suggesting some changes to the risk governance framework proposed by the International Risk Governance Council (IRGC) and adding some insights to its analytical and normative implications.     

环境治理中府际合作的逻辑

公共事务的积累只是为制度化解决提供了必要性,当政者维护政权的根本利益需要决定了公共事务处理的优先序列。客观问题的属性和解决的迫切程度只有在政府最高层统治集团认为维系权力存续的手段具备充分的支撑条件时,才会愿意在正式制度上进行调整,为解决问题提供制度供给。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环境问题并不突出,中央政府根据社会主要矛盾需要制定了以发展经济为重心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结构使地方政府和辖区企业形成了利益共容关系。为适应竞争的需要,地方政府庇护辖区企业环境行为,机会主义地执行环境管理制度,使环境问题积累成为影响安全价值的显著因素。在国内外政治压力下,中央政府最终做出了战略调整,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制度调控下,自发地合作治理环境问题。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蒸散发计算方法比较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为研究区域,采用1961~2007年9个气象站点气象观测数据和黄家港水文站实测径流资料,以FAO彭曼蒙特斯公式和水文模拟法为标准分别对多种潜在蒸散发计算方法和实际蒸散发计算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并分析了陆面蒸散发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存在“蒸发悖论”现象,Priestley Taylor公式计算结果偏大,但与FAO 彭曼蒙特斯公式存在良好的相关关系,在气象资料较少时可以考虑建立相关方程进行推求。傅抱璞公式与水文模拟法计算结果较为接近,相关关系最优。潜在蒸散发与平均温度、气温日较差、实际水汽压、降雨量、风速、净太阳辐射、日照时数呈正相关,而实际蒸散发与平均温度、气温日较差、实际水汽压、降雨量、净太阳辐射、日照时数呈正相关,与风速呈负相关。净太阳辐射是影响陆面蒸散发的核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