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及对策研究——以山东省日照市为例

在分析日照市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径、措施和难题的基础上，研究了地方政府的自利性、选择性偏差、调控手段和行政分割等方面的局限性，提出了规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加强区域分类指导、加快立法与强化执法、制定相应的经济制度与政策等发展循环经济的建议。     

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策略互动行为的检验及其影响分析

本文以山东省设区市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从价格和数量两个维度,全面检验了地方政府商服、住宅、工业用地出让的策略互动行为,并利用空间计量工具,分析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策略互动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山东省内地方政府商服、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以及工业用地出让量存在显著的策略互动,地方政府的商服、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以及工业用地出让量,不仅会受城市自身情况的约束,还会受邻近地区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外在表现为你涨我跌、你增我减的反向变动格局;(2)由于未考虑策略互动,传统计量经济学非空间面板模型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影响因素的估计普遍存在偏误。对于商服用地出让价格,第三产业比重、人口密度的影响分别被低估了33.33%、13.08%;对于住宅用地出让价格,人口城镇化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分别被低估了20.00%、9.98%,人口密度的影响被高估了32.34%;对于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人均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被高估了3.68%;对于工业用地出让量,第二产业比重、地均工业产值的影响分别被高估了13.95%、31.36%;(3)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因素普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对于商服用地出让价格,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为人口密度;对于住宅用地出让价格,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为人口城镇化率、人口密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于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为人均外商直接投资、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对于工业用地出让量,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为第二产业比重、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治污投资的政府最优政策博弈

外部性的存在及制造商治污投资动机不足要求政府对制造商的行为进行相应的规制，政府在制造商的治污投资行为中主要的作用是通过各种措施使得制造裔有动机地去自觉地进行有效的治污投资;政府的主要控制手段包括直接管制及借助市场激励，政府制定环境管理策略的关键因素是“惩罚的力度与激励的强度”。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从制造商的治污投资行为出发研究政府制定环境管理规制的策略，通过一个三阶段的博弈模型分析福利增进量、洽污成本与治污效果等三个因素对“惩罚力度与激励强度”的影响。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ubsidy and tax policy on the competitive decision-making of remanufacturing supply chains

In this paper, we consider a two-period competition model of a remanufacturing supply chain consisting of three members: a new product manufacturer, a recycler and a remanufacturer. The manufacturer supplies new products in the first period and the remanufacturer participates in the competition in the second period. We consider three scenarios in the second period: (1) there is no government subsidy in the competition; (2) there is only government subsidy in the competition; (3) there are both government subsidy and tax in the competition. First, we give the optimal decision-making of the manufacturer, the remanufacturer and the government in the three scenarios; second, we analyse changes in the decision-making of the manufacturer and remanufacturer in the three scenarios and compare their results. We analyse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subsidy and tax and their asymmetric use on manufacturers’ and remanufacturers’ decision-making variables and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We also take consumer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to account and examine its impact on subjects’ decisions. Lastly, we operate a numerical example to show the results.     

基于博弈论的非点源污染控制模型探讨

随着对工业和城市生活污水等点源污染治理能力的不断增强,农业非点源污染对水质环境的影响日益凸现.相对于点源污染,非点源污染发生的不确定时间、不确定途径、不确定量等特点给治理政策的制定带来很大难度.本文从著名的公地悲剧现象出发,着力从市场博弈及政府监督博弈两个模型分析非点源污染制造者之间的博弈格局,并提出以“集体表现”的形式对非点源污染进行管理和控制.市场博弈模型中以一定的排污削减目标为前提,确定以成本最优的原则进行点源-非点源排污权交易是可行且有效率的;而政府监督博弈模型的结果显示:合理的环境补贴和惩罚机制、政府对自身声誉及公众形象的重视及维护对非点源污染治理起正向促进作用.     

中国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设计逻辑

政策试点是中国国家治理策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府遵循“由点到面”逻辑以试验手段制定政策的一种常规性工作方法。低碳城市试点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选择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的地区开展试点,探索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的模式。现有文献侧重低碳城市建设的内涵、建设模式与路径、温室气体的核算方法、政策手段、峰值研究与达峰路径、效果评估等,有力地支持了低碳城市建设决策,但对于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设计鲜有涉及。本文从政策过程理论、央地关系两个视角,结合府际学习与竞争关系,建构了中国低碳城市政策“试点–扩散”机制与政府行为的分析框架。中国的低碳城市试点具有探索型开拓性、综合型专业性、授权型自主性的特点,结合三批低碳城市试点的文件要求和实践进展,从政策试点的选点、设计、执行、监督和评估五个方面对于中国低碳城市试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相较于经济领域的其他政策试点,低碳城市政策试点具有弱激励弱约束的政策环境。地方政府基于自身的学习能力和领导力,在政策创新方面表现出争先、自主、效仿和守成四种行为特征,并以杭州、深圳、镇江、成都四个表率城市做了实证。政策“试点-扩散”的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中国政策创新与扩散的过程,可能在现实中需要往复多次进行,中国已陆续开展的三批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就遵循这样的政策逻辑。试点的意义是试出问题、解决问题、积累经验。从前三批试点城市评估结果来看,试点城市在低碳发展目标设定、转型路径探索和低碳发展动力转换等方面与社会的预期仍有差距,为此本文提出了推进低碳城市建设的四点建议:一是激发城市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完善低碳城市试点的科学论证机制;三是建立激励与约束并举的长效机制;四是强化市场公平竞争的政策导向。     

基于高精度清单的京津冀机动车控污政策研究

为研究京津冀机动车污染控制政策对CO、HC、NO_x、PM_2.5、PM₁₀等污染物的减排效果,建立了2014年高精度机动车排放清单,选取过去已经实施,未来规划实施及优化/劣化后的若干政策,设置4类共13种政策情景,与实际清单基准情景进行对比,识别各政策情景的排放变化,并对其中由政府给予补贴的政策进行成本收益核算.结果显示,淘汰低排放标准机动车带来的污染减排效果最好,在天津和河北对CO和HC的排放削减分别为53.19%,49.75%和51.28%,50.87%,达半数及以上;升级机动车发动机和燃油标准也能显著削减排放,在天津和河北对PM_2.5、PM₁₀的削减分别为17.01%,17.00%和21.95%,21.93%.政府补贴政策存在明显边际效应特征,排放标准高,重污染车少的北京单位成本的减排收益明显低于天津和河北,.河北和天津在考虑成本因素的基础上,应当逐步采纳北京的高标准减排政策;北京则可在一定条件下,将一部分低效的政府补贴通过合理方式转移支付给天津和河北,以提高政府投入的减排效率.     

适应性环境管理模式在大型赛事筹备中的应用（上）——管理模式构建

针对我国环境保护行政管理存在的直线式管理、缺乏弹性等问题,将适应性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引入环境管理领域,提出适应性环境管理的概念和管理模式,通过构建基于AHP（层次分析法）的适应性环境管理绩效评估体系,在环境管理中对各项任务进行跟踪管理和绩效评估,反馈于阶段性目标的制定,从而灵活调整工作方案,最大限度地降低环境管理中的不确定性,保证环境管理总目标的达成.     

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最优环境策略的博弈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而来的是日趋严峻的环境污染,而在政府环境监管的背景下,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在环保效果实施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利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建立了一个关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博弈模型,通过对该模型的求解得出三方的平衡状态。最后针对如何实现政府高效监管和企业最优环境策略,向博弈三方共同努力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于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考

循环经济在我国还处于研究探索的阶段,其理论基础和实践途径有待进一步发展。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需要积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努力实现企业行为的转变,大力倡导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以及尽快建设绿色技术支撑体系。但是,我国的现实情况是,政府在循环经济发展中主导作用不强;企业生态化转型滞后;公众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意识淡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