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交易制度与企业创新质量:抑制还是促进

近年来,有关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大量涌现,但基于中国碳排放交易制度,尤其是从微观企业层面考察碳排放交易制度对企业创新质量影响的研究仍有待丰富和深化。有鉴于此,采用2008—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专利申请总量表示创新数量,以发明专利申请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分别表示高质量创新和低质量创新,进而采用DID模型构建中国碳排放交易制度对企业创新质量影响的准自然实验框架。同时,为增强实证结果的解释力,采用PSM-DID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异质性检验以及政府补贴方式的创新激励机制检验。结果表明:①碳排放交易制度在提高"处理组"企业创新数量的同时,也能促使企业兼顾创新质量,但从影响程度来看,碳排放交易制度对低质量创新促进作用更为强劲。②从企业所有权和规模异质性来看,碳排放交易制度主要对国有股份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创新质量有促进作用,而对民营企业和小规模企业进行高质量创新的诱导力度较小或不显著。③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政策能够有效弥补碳排放交易制度对高质量创新诱导乏力的不足,但创新激励效果因政府补贴方式而异,其中政府事前补贴优于政府事后补偿;此外,碳排放交易制度通过促使政府为被规制企业提供更多的政府事前补贴,从而有效缓解企业"遵循成本"压力,推动企业转向高质量创新。由此认为,加大对小规模民营企业高质量创新补贴、采取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的创新补贴方式,应是进一步助力碳排放交易制度诱导企业转向高质量创新的政策制定方向。     

试论低碳经济背景下的政府职能

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进步,能源短缺与环境污染正愈演愈烈,迫切需要由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与消费结构仍处于高碳状态,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势在必行。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当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履行好其对外交流、对内调控的政府职能。     

政府减贫行为的动态效应——中国农村减贫问题的SVAR模型实证分析(1990-2008)

脱贫人口返贫率偏高是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客观现实要求我们,应该仔细考察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对政府干预行为的跨期响应,从而动态地而不是静态地评价政府减贫行为绩效.本文将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与扶贫政策一起纳入减贫分析框架,构建一个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模型,以弥补现有文献用多变量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单方程模型回归分析的局限,从SVAR模型中获得结构冲击响应函数,动态地评价政府行为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表明,目前的政府行为,无论是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还是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的政策干预都没有形成持久的影响,冲击响应衰减很快.为了降低脱贫人口返贫率,政府减贫政策的目标应定位于提升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扩展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的机会,使经济增长成为他们获取稳定收益的源泉.     

中国环保行政体制结构初探

环保行政体制结构是环保行政组织系统的基本框架,是实现环保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方式。我国长期以来的环保行政体制改革较为关注机构地位提升与管理职能强化,环保行政体制的结构较少得到关注。对环保行政体制结构的分析揭示了在机构地位提升与管理职能得到强化的前提下我国环保行政管理依然面临执法监督难、部门协调难等问难题的深层体制原因。本文首先根据组织行为学的基本原理,提出我国环保行政体制的矩阵结构模式,这一矩阵结构在纵向上存在双权威系统,横向上协调关系较为薄弱,从而造成环保监管权威弱化。其次,基于对我国地方环保行政体制改革效果的调查,指出我国环保行政体制结构出的了若干变化。最后,结合我国"十二五"时期落实国家环保意志的基本要求,提出改善我国环保行政体制结构的若干政策建议,即在基层改善体制结构中的双权威系统,并以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创新为大部门体制改革突破点,探索环境管理职能组织方式的优化途径。     

政府管制下处理商选择拆解方式的演化博弈研究

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的非生态拆解引发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该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单纯市场机制下多数处理商会选择非生态拆解方式,政府规制介入成为必然。本文运用演化博弈方法探讨政府管制在处理商拆解方式选择过程中的角色。本文首先分析了政府不管制下和政府管制下处理商选择拆解方式博弈关系;然后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建立了政府管制下处理商选择拆解方式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分析了模型中一些主要参数对处理商选择拆解方式的影响;最后通过数值仿真了不同参数下处理商选择拆解方式的演化过程。得到结论:政府需要对废旧电子产品的拆解工作进行监督和管制;政府的管制力度和处理商拆解方式选择比例的初始值均会对最终演化结果产生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对处理商选择生态拆解方式的激励效应及对选择非生态拆解方式的管制效应对处理商选择拆解方式的行为演化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通过制定合适的管制政策可以有效推动废旧电子电器产品处理商选择生态拆解方式。     

“一带一路”视域下环境保护问题的战略定位与治理体系

环境保护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议题,它所面临的挑战更多源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任务繁重与生态环境先天脆弱之间的矛盾。仅仅依靠单个政府部门或某一政策,或者仅仅依靠单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一倡议与行动,均不足以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跨国环境风险,这将倒逼国内与国际社会提升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构建新型环境治理体系。"一带一路"沿线的各地政府不仅要发挥生态环保的示范作用,还要建立横向若干部门和纵向各级政府的协同治理机制,完善环境保护跨国合作制度,鼓励企业、NGO组织与民间力量、智库共同参与环境治理。     

基于双主体博弈的地方政府任期对区域环境合作稳定性影响研究

区域内地方政府合作是解决跨界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我国现行环境管理体制决定了任期长短对地方政府是否环境合作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博弈论分析方法,针对地方政府任期对区域环境合作的稳定性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首先,分析了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时两个地方政府非合作与合作情形下的均衡污染排放量,构建基于无限次重复博弈模型并讨论两个地方政府采取冷酷战略时彼此合作的临界贴现因子。然后,基于有限次重复博弈模型讨论了临界贴现因子与任期长短的关系。研究发现,贴现因子高于临界水平是地方政府选择环境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地方政府的任期越长则临界贴现因子越小,地方政府之间环境合作稳定性越强。基于此,提出了地方政府任期及环境保护终身追责等促进区域环境合作的建议。     

关于环境监测社会化的调查与思考

环境监测社会化在我国还处于探索阶段,社会化的根本目的是有序引入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提供更多、更好的监测服务。为此,环境监测社会化应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总体格局,引导环保监测机构重点强化环境监测网络运行管理、技术标准研发制定、监督性或执法性监测、环境质量预报预警及污染事故应急监测、监测数据质量控制及汇总分析等职能,同时因地制宜地确定环境监测社会化区域策略,严格规范社会检测的行为,确保监测市场有序开放、公平竞争、风险可控。     

地方政府灾害应急管理问题研究——以灾区某市政府地震灾害应急管理为例

为了建立健全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体制,提高各级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分析和研究各级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显得非常重要。本文通过对九江地区5.7级地震发生后灾区某市政府在应急救灾抢险方面所展开的各项管理工作的调查研究,对灾区政府从启动初动体制到全面展开应急救灾工作的应急管理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以灾区某市政府地震灾害应急管理为例,就我国各级政府在灾害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有应急预案但没有相应的防灾规划实施细则、灾后受灾应急评估体系不健全、应急避难与应急救灾物资缺少规划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并就如何加强我国地方政府灾害应急管理能力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方法。     

Just sustainabilities and local action: evidence from 400 flagship initiatives

Just sustainabilities has emerged as a powerful discourse to guide local action towards sustainability. As an overarching discourse, it prescribes four policy principles: (1) addressing well-being and quality of life; (2) meeting the needs of pres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3) enabling justice and equity in terms of recognition, process, procedure, and outcome; and (4) living within ecosystem limits. Following previous calls for engaging public and private actors in just sustainabilities, this paper inquiries about the extent to which these principles can be realistically integrated in loc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 database of 400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s in more than 200 cities in all world regions is analysed to examine whether just sustainabilities principles are already enshrined,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in local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s. This analysis suggests that, in this sampl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eficit in terms of addressing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equity, and ecosystem limits. However, the data also suggest that local action may already be delivering some aspects of just sustainabilities, even if this is not always explicit.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 call for a coordinated effort to translate a just sustainabilities discourse to local actors leading action on the gr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