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耕地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耕地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是改善耕地生态系统状况、促进耕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基础。在界定耕地生态安全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PSR模型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障碍度模型,对我国耕地生态安全进行了评价。研究表明：（1）1996~2010年我国耕地生态安全水平总体不断提高,综合指数从0484 4增加到0626 9,安全等级经历了“临界安全-较安全”的演变历程;（2）压力指数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状态指数和响应指数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3）长远来看,系统压力是影响耕地生态安全的首要因素,1996~2010年系统压力和系统状态的障碍度分别以年均533%和052%的速度增加,而系统响应的障碍度以年均802%的速度下降;（4）影响耕地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子包括单位耕地面积农药负荷、单位耕地面积化肥负荷、人均耕地面积、土地垦殖率、水土流失程度等。为了促进耕地生态安全水平不断提高,需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土地利用监督管理,降低经济增长对土地资源的过度消耗;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合理施用农药、化肥;积极开展农村土地整治,加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有效控制水土流失程度     

食物安全:基于食品系统理论的探讨

在经济发展、消费升级、资源短缺和环境问题凸显的新的外部环境背景下,本文引入了国外新兴的食品系统理论,探讨并提出了可持续的食物安全保障的新观念.食物安全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国内多数学者仍然用30年前食物匮乏时期的思路来研究现代的食物安全问题,其结果导致研究结论与现实情况不符.如何在节约资源、减少浪费的同时又能够满足人们不断升级的食物消费需求,是对未来食物安全保障的新要求.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食物安全研究的现状,指出了不足和问题,然后引入国外新兴的食品系统理论,在探讨其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剖析了食品系统与食物安全的关系,影响食物安全的因素和研究视角,并进一步提炼出基于食品系统理论的新的食物安全保障观念,为我国研究食物安全提供借鉴.     

珠江上游少数民族县域经济活动的累积环境效应研究--以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为例

为了探索珠江上游少数民族区域经济活动的累积环境效应与生态安全，我们选择三都水族自治县作为定位研究基地．对建国以来区域内经济活动变迁进行历史、现状研究和综合评估，揭示历史时期发展政策、发展模式、重大经济活动等人为扰动因素在区域生态环境系统退化过程中的作用．评估少数民族经济活动的累积环境效应与生态安全。     

淮南市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评价

淮南市是一所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是建立在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等子系统上的复杂系统。是城市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保护之间矛盾较为突出的区域。主要表现在：城市布局不合理。城市整体结构不完善；人类进行煤炭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对生态和景观产生了干扰和破坏。从而造成其生态结构、功能的破坏以及量观的破碎化。本研究从压力-状态-响应三方面构建了淮南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目标层、系统层、要素层和指标层。并给出了计算各评价指标值之闻均衡度的模型。量后结合RS、GIS技术实施该评价模型。对淮南市为实例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符合。     

省域粮食单产水平与波动状况研究

在我国宜耕耕地后备资源匮乏的背景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更多地依靠粮食单产水平的提升.分区域、分作物地研究粮食单产水平及其变化特征有助于把握粮食生产布局规律性,为科学地制定分区和分作物的产业指导政策提供依据.本研究通过"剔除趋势"模型,分析了我国主产省份各类粮食作物的单产水平、变化趋势和波动幅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粮食主产省份可划分为高产稳产区、中产稳产区、波动区和低产区四大类型,单产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黄淮海地区、长江下游以及新疆,单产水平较低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西部,东北主产区单产年际波动剧烈.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实现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分区域产业指导政策宜分别实施稳定、优化、强基、提升四大战略;分作物产业指导政策方向是,水稻重点采取"南增北稳"战略,避免东北主产区水稻产量占全国比重过大造成风险加大的不利影响,小麦和玉米可重点培育新疆新兴产区能力建设.     

中国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与现行关联法律配合协调的现实性

资源安全法律保障关联法律具有基础性、发散性、综合性、社会性等特征，成为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体系建立的基础。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与关联法律的配合协调是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中国法律实现现代转型的需要．是法律体系建设的需要。同时．这种配合协调具有科学的可行性。     

Environmental Damage,Abandoned Treaties,and Fossil-Fuel Dependence: The Coming Costs of Oil-and-Gas Exploration in the “1002 Area” of the Arctic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

Contrary to claims from American politicians, lobbyists, and oil and gas executives, allowing energy development in the Alaskan Arctic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 (ANWR) will harm the environment, compromise international law, erode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wilderness protection, and ultimately fail to␣increase the energy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exploring a brief history of the ANWR controversy, this piece argues that the operation of oil and gas refineries in ANWR will release discharged solids, drilling waste, and dirty diesel fuel into the ecosystem’s food-chain, as they have from oil operations in Prudhoe Bay. Less obvious but equally important,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in ANWR will violate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on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In the end, development in ANWR will threaten the concept of wilderness protection, and will do little to end US dependence on foreign sources of energy. About the Author: Benjamin K. Sovacool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in the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at the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 State University in Blacksburg, Virginia. He works as a research analyst for the Consortium on Energy Restructuring and is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for the Virginia Center for Coal and Energy Research. He also just completed a Graduate Fellowship in Energy Policy at the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in Oak Ridge, Tennessee. Readers should send their comments on this paper to: BhaskarNath@aol.com within 3 months of publication of this issue.     

“地球工程”作为减缓气候变化手段的几个关键问题

减缓气候变化可以在大的地理尺度上以工程技术手段来实施。地球工程包括所有能源生产和消费以外的、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管理的,在较大的地球尺度或规模上,去除大气中的CO2或直接控制太阳辐射而降温的各种人为的工程技术手段,主要包括三大类:绿色生物技术手段、碳捕获与埋存技术和太阳光辐射额度控制管理技术。这一类地球工程手段有着一系列经济、技术、环境、伦理、安全和不确定性含义。本文就近年来国际上关于地球工程作为减缓气候变化可能技术选择的几个关键问题开展了分析和讨论,涉及概念界定、技术特点、可能影响、治理构架等。作者认为,对于直接作用于碳的地球工程手段,如绿色生物技术手段和碳捕获与埋存技术,风险小、可操控;太阳光辐管理技术,通过人为排放到大气的SO2和气溶胶等的降温效应,来控制地球气温的上升,尽管使用的经济成本可能不高,具有实际操作可能,但其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可能的安全含义,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从伦理上看,当代人是否有权来开展太阳光辐管理技术这类具有巨大科学不确定性的地球工程存在争议,在科学不确定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就失去了伦理学基础。从法律上看,人工干预太阳辐射,即使是科学实验或研究,由于其影响超出了国界,超出了当代人,也超出了人类社会,如果有人采取行动,也存在法律依据上的质疑。人工干预太阳辐射的研究和实施,需要一个国际治理构架。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单独行动,需要"相互约束"的治理构架——"自我约束"以换取他国同意"自我约束"。鉴于气候变化和光辐管理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目前不宜实施,短期内也不会提上议事日程。太阳光辐管理技术影响的复杂性和气候变化风险的迫切性,需要我们加大科学研究力度,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世界第一大CO2排放国,地域空间气候条件存在巨大差异性。从减排成本的角度,从气候影响的空间差异性,开展地球工程的科学研究,有着科学、政策和国际气候外交的积极意义。但是,相关的科学研究需要国际制度构架。由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谈判尚未涉及,需要开展系统科学、技术、经济、法律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提高科学认知度,为国际谈判和政策选择提供决策依据。     

极端气候事件的灾后适应能力研究——以水稻为例

本研究以水稻种植业为例,基于1985-2008年中国水稻主产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极端气候事件灾后适应能力的机制及绩效。结论表明:西南、华中、华东地区在极端气候事件灾后,并没有将农业产业结构向养殖业调整,相反,种植业在政府扶持与创新激励下反而恢复生产甚至进一步扩张。特别对于西南等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而言,较强的灾后适应能力,往往是农业生产机会成本较低的作用结果,同样由于此原因,华东地区在水灾之后却出现了劳动力转移现象。现阶段,灾后适应能力较多的表现为微观层面的农户响应行为,此种民间调控机制必然有其局限性,政府部门应加大投入力度,通过水利工程建设、气象灾害预警体系构建、标准化农田建设、良种补贴等方式引领粮食主产区应对气象灾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