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研究综述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是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带来了地表结构的巨大变化,而且对生态系统服务也造成重要影响。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已成为国际上生态学和地理学等跨学科研究的热点之一。从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入手,综述了土地利用面积变化、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和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等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归纳了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研究的主要方法和模型,分析了相关研究的不足,并提出了加强生态系统服务动态评估方法和时空动态评估模型的研究、强化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影响的生态学机制研究和注重土地利用变化下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结果的集成应用研究等建议,以期对我国的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研究提供科学参考。     

湖北省随县农村居民点整治现实潜力测算及整治策略——基于农户意愿的调查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治是土地整治规划的核心问题。研究采用实地调查法和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在统筹国家政策、农户意愿和建立自然-经济-社会-生态-规划综合修正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科学测算了随县各乡镇农村居民点整治现实潜力,并提出适宜整治策略。研究结果:①随县18个乡镇综合修正系数介于5.15%~9.84%之间,表明理论潜力转变为现实潜力的可能性具有较大地域差异;②2011-2020年随县农村居民点整治现实潜力为2 035.23 hm²,占理论潜力的17.80%,占现状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的10.01%;③可优先在潜力大的乡镇建立整治示范区,创新土地整治模式,有序推进农村居民点整治。该研究测算方法及整治策略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可为新一轮农村居民点整治提供更为有效的依据和参考。     

基于城市土地产业属性的面积分摊计算方法研究——以合肥市为例

现有土地分类对城市第二三产业用地划分过于粗略,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缺乏有效衔接,导致无法准确掌握城市各类第二三产业用地类型与面积。论文通过引入经济普查数据,把产业单位经济属性赋予土地,在现有土地分类的基础上将城市第二三产业用地类型进一步细分,与国民经济分类衔接。以合肥市为例,应用面积分摊计算方法,通过计算推算分摊系数、推算分摊面积和实际分摊面积得到各类型产业用地面积和产业用地总面积,同时绘制产业用地分布图。将分摊面积与相关标准、数据比较,结果显示:第一,合肥市工业用地实际使用率为94%,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第二,合肥市工业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的15.52%,比例偏低;第三,部分工业企业布局不合理。研究结论表明面积分摊计算方法能够为产业用地评价提供数据基础,为产业用地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提供有用指导。     

不同类型区农用地整治对农田生产能力的影响

以产能提高为核心的农用地整治已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重要战略之一。通过建立农用地整治影响下的农田生产能力估算模型,定量评价湖北省内平原、丘陵及山地3种不同类型区农用地整治对农田生产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农用地整治后,山地型整治区农田生产能力提高168.91%,丘陵型整治区提高57.78%,平原型整治区提高38.32%;②平原型整治区基础设施要素提高最大,为78.62%;丘陵型整治区水资源要素提高最大,为75%;山地型整治区基础设施要素提高最大,为199.12%;③总体上,基础设施要素对农田生产能力的贡献率都最大。建议国家农用地整治在政策上适当增加对山地型和丘陵型整治区的重视,项目区应合理配套农村居民点整治工程,并尽量避免生态损失。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疆土地开发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的土地开发经历了三个时期:①1950-1977年以开荒扩大耕地面积为主,耕地面积虽不断增加,但经历了"大跃进"和"十年动乱"干扰,农业生产水平低,粮食仅能实现低水平自给,个别年份还要调入;②1978-1995年耕地面积没有增加,以提高单产为主,粮食单产大幅提高,并逐步压缩粮食面积,增加棉花播种面积,不仅实现粮食自给,还建成全国棉花基地;③1995-2009年,实行提高单产与扩大耕地面积并举,粮棉产量进一步大幅提高,粮食单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建成全国最大的产棉区,总产占全国近二分之一。60多年来新疆土地开发虽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现有耕地已达到水资源承载能力,今后总体上不宜再开荒,而应通过土地整合,提高绿洲内净耕地利用系数,发展节水灌溉,不断提高土地生产力。     

东辽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对非点源污染的影响研究

采用国际前沿的SWAT模型及CLUE-S模型,基于3S技术和统计分析方法,分析了吉林省东辽河流域土地利用2000~2005年的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并借助于Logistic回归结果探讨了2000~2005年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空间特征;运用2000年和2005年土地利用数据,结合CLUE-S模型,模拟不同预测方案下东辽河流域未来20a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在此基础上,应用SWAT模型分别对研究区2025年2种情景下非点源污染负荷进行模拟.结果表明:不同的土地利用条件下,情景2比情景1的多年平均径流减少了12.26mm、泥沙减少了8.4×103t、溶解态氮减少了8.29kg、有机氮减少了9.49kg、总氮减少了8.4kg、溶解态磷减少了8.61kg、有机磷减少了7.18kg、总磷减少了7.18kg,情景2比情景1更能有效的控制非点源污染.     

人类活动对流域旱涝事件影响研究进展

人类活动对流域旱涝事件具有决定性影响,已经成为国内外热点研究问题之一。通过系统分析国内外人类活动对流域旱涝事件影响机理的研究,结果表明:人类活动导致大气温室气体和气溶胶含量上升,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导致流域极端水文过程时空格局改变。另一方面,人类活动引起的土地退化将影响流域水资源时空分布和水循环过程,削弱流域防洪抗旱能力;水利工程的修建将增大流域储水状况,有效应对流域旱涝事件,但同时存在加剧流域旱涝事件的风险。此外,论文还概述了人类活动对流域旱涝事件影响的量化方法。     

基于农户意愿的矿区耕地损害补偿测度研究——以庞庄、垞城、柳新煤矿开采为例

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在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带来区域资源生态环境的破坏,尤其是矿区农户承担着较大的外部成本。论文以矿区耕地损害为研究对象,在调查农户认知和接受补偿意愿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测算基于农户意愿下的补偿额度。结果表明:①调查结果显示,69.19%的农户因煤矿开采失去一部分耕地,49.19%的农户表示耕地质量降低,95.14%的农户认为居住环境遭到破坏,93.51%的农户认为采矿破坏了耕种文化传承;②实证结果表明,庞庄、垞城、柳新煤矿周边农户每年接受最低补偿分别为34 780.80、36 506.85和35 397.60元/hm²,其中经济损害受偿意愿分别为12 731.10、18 982.80、11 230.95元/(hm²·a),社会保障损害受偿意愿分别为11 782.35、10 777.95、12 765.00元/(hm²·a),生态损害受偿意愿分别为7 277.10、4 282.35、7 306.05元/(hm²·a),文化传承损害受偿意愿分别为2 990.25、2 463.75和4 095.6元/(hm²·a);③对比分析发现,当前政策下矿区耕地损害补偿额度一般在9 458.70~15 764.40元/(hm²·a)之间,明显低于基于农户意愿下的补偿额度,并且56.76%的农户表示不接受一次性补偿。以上结果能够为矿区生态补偿和政策创新提供决策依据和定量参考。     

基于CLUE-S和灰色线性规划的嘉兴北部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研究

构建基于CLUE-S与灰色线性规划混合模型的土地利用优化配置方法,在导入区域政策、社会经济、生态目标和土地利用现状等条件下,进行土地利用数量结构与空间布局的统一优化,并以嘉兴北部地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共设置现状趋势情景、规划目标情景和规划可持续情景这3种模拟情景.规划可持续情景侧重社会经济环境效益,故对建设用地快速增长和农用地持续减少起到明显调控作用,可实现生态敏感区环境和粮食安全的双重保护,是理想的土地利用优化方案.CLUE-S模型与灰色线性规划的耦合能够兼顾现状条件和区域发展目标,模拟土地利用的数量和空间变化,是解决土地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的有效方法.     

The spatial nexus between population growth and land degradation in a dry Mediterranean region: a rapidly changing patter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patial linkage between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 vulnerable to degradation and long-term population growth may contribute to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of dry regions. Such a nexus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among politicians and local stakeholders, as its complex outcomes depend on mutual interactions between socioeconomic and biophysical factors.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in southern Europe, where important processes of land degradation (LD) have been observed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analyses population growth (1871–2007) in southern Italy and questions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level of land vulnerable to degrad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vulnerable lands were more likely associated with areas where population growth has determined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on coastal areas and the neighbouring lowlands during 1950–1980. This pattern consolidated the socioeconomic polarisation between core and peripheral areas. Since the 1980s, however, southern Italy has experienced a phase of polycentric development, possibly determining a ‘decoupling’ betwee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land vulnerability to degradation. Population increased in moderately vulnerable areas but decreased in highly vulnerable area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se results are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