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央地分权视角的环境规制策略演化博弈分析

当前,我国环境的根本问题是由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引起的,而这一发展模式的根源在于"中国式央地分权"下的政府行为。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权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经济放权的同时,仍然保持政治上的集权控制,上级政府根据绩效考核提拔地方官员,即"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特性。中国式分权下,我国的环境治理体制依据行政区域的划分来设置管理权限,按照政府层级的构成进行垂直式领导,即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环境政策,地方政府负责各辖区内环境政策的执行。在全国范围内,央地两级政府的关系表现为动态的重复博弈。针对我国现行环境规制执行策略,借助演化经济学研究工具,基于央地分权的视角,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两大主体同时纳入分析框架。根据复制动态方程探讨参与主体的行为演化特征和行为演化稳定策略,在模型求解的基础上,利用MATLAB仿真工具,分析不同情形下参与主体演化稳定策略的走向及其收敛趋势。研究发现,央地两级政府在环境规制策略执行过程中的动态演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力度、成本、收益和损失以及中央政府监管力度、成本和处罚力度等因素的大小。因此,针对地方政府环境策略激励设计,应重点改革政绩考核机制,引入市场机制,并通过环保补贴、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降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成本;中央政府应通过调节政绩考核体系中的经济发展指标和环境指标的权重系数来加强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情况的监管力度,建立第三方监管机制以降低中央政府监管成本,制定合理的奖惩机制以提高监管效率;以期推动我国环境规制策略的高效执行,促进环境绩效向经济绩效的良性转换,实现双重帕累托改进。     

大别山五针松种群结构及动态研究

大别山五针松(Pinus dabeshanensis)是大别山区特有种,最大种群分布于安徽省岳西县大王沟。采用空间序列代替时间的方法分析种群结构,编制种群特定时间生命表,绘制死亡率曲线和消失率曲线,并用4个生存函数进行种群的生存分析;同时结合谱分析方法,分析了大别山五针松种群数量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大别山五针松种群数量少,结构存在波动性。幼苗阶段个体较丰富,幼树阶段个体较少,种群趋于衰退。种群死亡率和消失率曲线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在第5龄级出现峰值。4个生存函数曲线表明,大别山五针松具有前期快速减少、中期稳定和后期衰退的特点。谱分析显示,大别山五针松种群动态除受基波影响外,还具有明显的小周期波动,谐波A3和A4处的周期波动与个体生长有关。     

长江旅游带旅游资源空间格局研究

旅游资源的空间格局是旅游产业规划、布局的重要基础。本文选择长江旅游带9省2市世界遗产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A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12类共计4 729处旅游资源单体的空间分布数据,借助Arc GIS软件,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核密度估计法对旅游资源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长江旅游带总体旅游资源、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在空间上均具有明显的聚类特征。总体旅游资源沿北纬30°线、G318国道以及沪昆、沪汉蓉高铁等交通主干线分布趋势明显;高级别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自然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沪汉蓉及沪昆高铁沿线及其中间地带;人文旅游资源主要集聚在长江以南的长江三角洲、古徽州地区、滇西北地区以及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依据得出的旅游资源空间格局特征和分布规律,建议依托长江水道、G318国道和沿线高铁,打造东西向快速旅游通道和精品旅游线路;依托政策优势,联合多方组织机构形成跨区域旅游合作共同体。     

金沙江头塘小流域人工林有机碳及其剖面分布特征

采用野外调查、室内分析并结合相关的方法,研究探讨了金沙江头塘小流域7种不同植被恢复人工林土壤剖面层次有机碳(SOC)含量、有机碳密度(SOCD)和有机碳储量及分布特征。结果表明,不同林分类型及土层间土壤SOC含量存在明显差异:就整个土层(0~100 cm)而言,7种林分土壤SOC平均含量介于6.46±1.67~24.95±2.32 g·kg–1,大小依次为柳杉林旱冬瓜林圆柏林栓皮栎林圣诞树林墨西哥林藏柏林,且差异显著(p0.05);7种林分土壤SOC含量均出现表聚现象,从表层到深层都呈现递减趋势,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性;7种林分土壤容重总体上均表现为随土层深度的增加逐渐增加,土壤容重表现为:柳杉林栓皮栎林圣诞树林圆柏林旱冬瓜林墨西哥柏林、藏柏林;7种林分土壤有机碳密度垂直分布和土壤有机碳含量垂直分布特征一致,随土层深度增加土壤有机碳密度减少,以表土10 cm的土壤有机碳密度最大;有机碳储量均随着土层加深所占比例逐渐降低,同时土壤有机碳主要集中于土层0~40 cm内,分别占总有机碳的65.60%(圣诞树林)、63.16%(旱冬瓜林)、54.41%(墨西哥柏林)、58.56%(圆柏林)、62.96%(藏柏林)、61.70%(栓皮栎林)和56.37%(柳杉林),0~40 cm土层土壤有机碳占总有机碳的百分比均达到50%以上。     

长江口溯河鳗苗开发率估算

利用长江口南支上段东风西沙调查站位(121°15′45′′E;31°40′18′′N)2015年度鳗苗捕捞数据,通过CPUE波动趋势分析,确定当年日本鳗鲡鳗苗溯河汛期特征;进而采用Leslie和Delury两种方法估算东风西沙站位鳗苗资源指标。结果显示,2015年度东风西沙站位出现6个明显的鳗苗补充汛期,两种方法估算的汛期波动规律一致。各汛期捕捞持续时间5~27 d,平均为10.17 d。Leslie法估算的各汛期捕捞开发率43.38%~96.30%,平均77.14%;Delury法估算结果为43.36%~105.37%,平均81.43%;均为较高水平。高开发率表明东风西沙水域樯张网作业方式致使溯河迁移鳗苗处于高度开发状态,减少溯河鳗苗数量,影响长江流域成鳗资源。Leslie法估算日捕捞死亡系数和日捕捞死亡率平均值分别为0.23和20.02%,均分别低于De Lury法估算平均值0.27和22.79%;捕捞死亡系数将为采用年渔获量估算鳗苗资源量提供基础数据。     

RuO2-IrO2-SnO2/Ti阳极电催化氧化苯酚的研究

以RuO2-IrO2-SnO2/Ti钛网电极为阳极,RuO2-IrO2/Ti钛网电极为阴极,构建了电催化氧化体系,同时以苯酚为底物、硫酸钠为电解质,考察了不同pH、极板间距、电流密度和苯酚初始浓度对苯酚去除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pH为6.5、极板间距为1.0cm、电流密度为50mA/cm2、苯酚初始质量浓度为1 000mg/L的最佳实验条件下,取硫酸钠质量浓度为20g/L的苯酚模拟废水250mL,120min时苯酚去除率可以达到98.4%。     

控制酸性矿山废水的污泥屏障压缩特性

污泥屏障通过物理拦截以及化学作用可以有效控制重金属离子迁移,采用污泥屏障处理酸性矿山废水(AMD)已被证明具有可行性.作为尾矿渣处置场屏障的主体材料,研究污泥压缩特性很有必要.实验结果表明,对于含水率相同的压实污泥试样,孔隙比随干密度增大而减小,最终趋于1;干密度相同的试样,最优含水率的孔隙比随应力增大减小最快.试样压缩系数随干密度增大而减小,随含水率增大先增大后减小,最优含水率的压缩系数为0.8 MPa-1.AMD溶液作孔隙液能提高试样压缩系数.通过对比分析有机质土的压缩特性,为以后的深化研究提供相关参数支持.     

地方政府土地违法:财政激励还是引资激励?

地方政府的土地利用行为及动机是理解我国土地违法问题的关键。现有研究重点关注了地方政府土地违法的财政激励而忽视了引资激励,无法解释地方土地违法中涉及大量工业用地的现象。本文立足现行的分税制及官员晋升考核体制,从理论上分析了财政激励和引资激励对地方政府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及其差异,并据此提出研究假说:(1)财政激励和引资激励都是地方政府土地违法的重要驱动因素。(2)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和土地引资上的目的不同导致二者的违法收益及风险存在差异,这使得引资激励的驱动作用可能更强。然后,基于2008—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对研究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财政激励和引资激励都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违法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后者的作用更强。在东、中、西部的区域层面,东、中部地区的土地违法主要受引资激励影响,财政激励的作用并不显著;而西部地区的土地违法则受财政激励和引资激励的共同影响,且后者的作用更强。这一结果意味着,相对于财政激励,引资激励是驱使地方政府土地违法的更重要因素。由此,在土地违法问题的治理上,除了针对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激励进行财政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针对引资激励开展官员绩效考核改革。     

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额度研究——基于选择实验法的生态外溢视角

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是调整农田保护和农地发展之间利益关系的重要环境经济政策,对于实现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协调具有重要意义。以武汉城市圈为例证,基于生态外溢的视角,运用选择实验法计算基于市民支付意愿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并修正得到武汉城市圈42个县(市、区)的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标准介于683.10~6 169.60元/hm~2之间。进一步依据粮食安全法将武汉城市圈42个县(市、区)划分为17个支付区和25个受偿区,得到各县(市、区)的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面积。最后依据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标准和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面积计算出武汉城市圈地方政府县(市、区)间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额度的绝对值总和为44.03亿元。研究结果可为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构建提供初步的政策建议。     

The evolving local social contract for managing climate and disaster risk in Vietnam

How do disasters shape local government legitimacy in relation to managing climate‐ and disaster‐related risks? This paper looks at how local authorities in Central Vietnam perceive their social contract for risk reduction, including the partial merging of responsibilities for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with new plans for and investments i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nd broade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extreme floods and storms constitute critical junctures that stimulate genuine institutional change. Local officials are proud of their strengthened role in disaster response and they are eager to boost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They have struggled to reinforce their legitimacy among their constituents, but given the shifting roles of the state, private sector, and civil society, and the undiminished emphasis on high‐risk development models, their responsibilities for responding to emerging climate change scenarios are increasingly nebulous. The past basis for legitimacy is no longer valid, but tomorrow's social contract is not yet defi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