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n Agricultural Intensity Index to Invertebrate and Algal Metrics from Streams at Two Scales

Research was conducted at 28‐30 sites within eight study area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long a gradient of nutrient enrichment/agricultural land use between 2003 and 2007. Objectives were to test the application of an agricultural intensity index (AG‐Index) and compare among various invertebrate and algal metrics to determine indicators of nutrient enrichment nationally and within three regions. The agricultural index was based on total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input to the watershed, percent watershed agriculture, and percent riparian agriculture. Among data sources, agriculture within riparian zone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values generated from remote sensing or from higher resolution orthophotography; median values dropped significantly when estimated by orthophotography. Percent agriculture in the watershed consistently had lower correlations to invertebrate and algal metrics than the developed AG‐Index across all regions. Percent agriculture showed fewer pairwise comparisons that were significant than the same comparisons using the AG‐Index. Highest correlations to the AG‐Index regionally were ?0.75 for Ephemeroptera, Plecoptera, and Trichoptera richness (EPTR) and ?0.70 for algae Observed/Expected (O/E), nationally the highest was ?0.43 for EPTR vs. total nitrogen and ?0.62 for algae O/E vs. AG‐Index. Results suggest that analysis of metrics at national scale can often detect large differences in disturbance, but more detail and specificity is obtained by analyzing data at regional scales.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资产保护成效及驱动力研究

重点生态功能区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扩大绿色生态空间的重要区域,在实现全国生态资产保值增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现阶段围绕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资产保护成效及驱动力开展的研究较少。为明确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资产保护的驱动力以及存在的问题,本文利用遥感影像并结合图像解译、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生态资产展开分析,并将其与非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重点生态功能区内森林、灌丛、草地和湿地生态资产总面积为349.30万km~2,优级和良级生态资产占生态资产总面积的42.42%,生态资产综合指数为21.19。15年间,重点功能区内生态资产总面积增加0.05%,优级和良级生态资产面积占比分别增加0.59%和0.85%,生态资产综合指数增加2.94。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资产面积和质量增幅均小于非重点生态功能区,然而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资产指数增量高于非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恢复是驱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资产面积变化的主因,对原有生态资产的保护是促进生态资产指数增加的最主要驱动力(贡献率达81%),城镇化和农业开发对生态资产的不利影响不容忽视(贡献率达-6.81%)。研究表明,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资产保护成效显著,同时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本研究也为优化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城镇化和农业开发的管理提供了证据和参考。     

历史性转变——20o6中国环境保护评述

2006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大幅度强化了环境保护的施政力度。中央提出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要并重、同步和综合的要求,这被称为“环境保护的历史性转变”。与此同时,国家出台了20多项以环境保护为重要内容或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产业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新成立了11个环境保护和核安全的区域督查机构,层层下达了主要污染物排放消减指标。各地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上,出台了大量加强和支持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和管理措施。     

国家资源安全及其系统分析

资源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持续、稳定、及时、足量和经济地获取所需自然资源的状态或能力。影响资源安全的因素主要包括结构、质量、数量、空间、价格、技术、制度等。分析了国家资源安全的主体目标导向性、实现过程可调控性、发展演化的长期性、空间层次差异性和系统内外互动性等特性。构建了包括社会、经济、资源、生态环境、政策法律等子系统在内的国家资源安全的系统分析框架。运用PSR模型，进行了国家资源安全系统动力学分析。     

论尊重国家主权和不损害管辖范围以外环境原则

尊重国家主权和不损害管辖范围以外环境原则发轫于环境问题对国家主权提出的挑战,目的是为了在对国家主权予以确认和维护的同时,对其进行适当限制,以避免国家主权的行使危及管辖范围以外环境.该原则的重要性已经为学界所公认,其作为对环境与主权关系之争论的回应,法理基础是建立在国家主权原则、互相尊重主权、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全球共同利益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之上的.尊重国家主权和不损害国外环境原则是对国际环境法主体的权利、义务与责任进行调整.     

基于国民经济和人口发展目标的建设用地需求规模预测研究--以武汉市黄陂区为例

常用的建设用地需求量预测方法有回归分析法、灰色系统法。但这两种方法的共同点是根据历史统计数据预测未来建设用地需求规模。对国民经济和人口发展目标考虑较少。但建设用地规模与国民经济、人口之间的相关关系十分密切。必须针对国民经济和人口发展目标，分析建设用地效益和人均建设用地指标，确定国民经济和人口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规模，结合基本农田保护、生态安全对建设用地规模和布局的制约。最终确定建设用地发展的合理规模。以武汉市黄陂区为例。在完全考虑国民经济和人口发展目标条件下。结合该区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和生态安全等制约因素的影响。确定该区建设用地合理规模。     

基于全球公顷和国家公顷的生态足迹核算差异分析

为对基于全球公顷或是国家公顷来核算生态足迹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分别采用全球公顷法和国家公顷法对安徽省2003年生态足迹进行核算。全球公顷法核算的生态足迹需求、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分别为1．765909hm^2／cap，0．435083hm^2／cap，1．330826hm^2／cap；而国家公顷法核算的结果则分别为0．955026hm^2／cap。0．102027hm^2／cap，0．852999hm^2／cap。对核算结果差异的产生原因进行分析表明：①采用全球公顷法将会扩大国家生态足迹的核算误差；②全球平均产量难以体现产品之间的属性差异；③使用全球公顷法核算时的数据汇总难度大；④以国家为统计对象的全球公顷法在全球范畴内进行国际比较时具有优越性，但在对国家以下尺度进行生态超载分析时采用国家公顷法和国家平均产量更符合实际状况。     

旅游还是游憩?我国国家公园的公众利用表述方式反思

自国家公园试点工作推行以来,有关国家公园到底能不能开展旅游活动以及开展什么样的旅游活动,到底是旅游活动还是游憩活动的争议从未停止。在分析“旅游”和“游憩”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国外在国家公园利用方式的相应表述,根据我国建设国家公园的基本国情,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中的“游憩”与“旅游”问题进行了讨论。结论认为：国家公园内的“游憩”与“旅游”实际上是一体两面,在公园的功能定位与分区规划中,使用“游憩”一词比较合适,以体现国家公园的公益性目标。但在国家公园的具体运营管理中,使用“生态旅游”一词进行表述更恰当。在谈及旅游与国家公园的矛盾时,使用“旅游开发”更符合事实。     

美国国家公园路百年发展历程及借鉴

国家公园路是美国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道路与国家公园融为一体,是国家公园的特色和品牌形象。国家公园路不仅是国家公园的重要交通方式,其本身就是旅游吸引物和旅游目的地。对于游客来说,在国家公园路上行驶就是游览国家公园。国家公园路的发展体现了道路工程与美学、哲学、游憩、生态等多学科的融合,促进了道路从单一交通功能向游憩、景观、文化和保护等复合功能转变,突出地展示了绚丽的景观和充满想象的工程线形,也展示了在保护无价的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同时如何提供多元化的游憩机会,以实现环境保护与游客公众之间的平衡。本文从相关概念、发展背景、建设理念、发展举措、管理体制、资金资助、建设实践等方面,对百余年来美国国家公园路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入解析,对发展经验启示进行总结,以期从本质上去把握国家公园路发展规律,并由此提出了中国国家公园路发展之借鉴。这些研究对于蓬勃发展的中国国家公园、国家公园路,以及旅游风景道及旅游公路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红色旅游资源地游客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与多元路径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红色旅游资源及其开发具有个体和群体意义,是国家认同实现的重要途径。采用多变量交互作用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游客国家认同为结果变量,构建社会记忆（人物记忆、环境记忆、时间记忆、空间记忆）、景区形象（吸引物形象、设施环境形象、文创宣传形象）、旅游体验、感知价值为前因变量,探索影响国家认同的前因条件组合与多元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对于单项因素来说,虽然人物记忆的一致性相对较高,但所有单因素都无法构成国家认同的充要条件。（2）9个变量共产生512种条件组合,满足条件的路径组合共11条,总体覆盖率为0.8916,构成了空间环境模式、形象价值模式、历史体验模式和时间综合模式四大类路径模式。（3）人物记忆出现在所有路径组合中,且所有组合同时包含至少一个社会记忆下的其他的二级维度,例如环境、时间或空间记忆。当社会记忆的四个二级维度全部出现时,产生了原始覆盖率最高的路径组合。（4）在原始覆盖率大于20%的6条路径中,都同时包含社会记忆和景区形象中的二级要素;在原始覆盖率小于20%的5条路径中,皆“一定不包含”设施环境形象。本文为红色旅游目的地在新格局下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