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企业排污强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均衡污染模型的基础上,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选取4种代表性工业污染物,分析了东中西部工业企业排污强度的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实证研究表明,东中部地区的污染排放强度随经济发展相对水平的上升而下降,而西部地区仍是将经济发展放在环境保护之上。其次,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先是工业企业得到发展从而带来更大的污染,随着当地对环境的关注逐渐加强,排污强度开始下降。     

海南岛地表水的区域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始于2004年的海南岛多目标生态地球化学调查,对全岛的地表水进行了区域调查取样,分析测试了24项指标(部分样品增加测试12项)。测试结果表明,大多数指标优于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III类水体水质标准,只有Hg和总氮存在区域性的超Ⅲ类水体水质。经对样品的聚类分析研究表明,全岛地表水样品主要分为4类,分别反映了地表植被、海水入侵、灌溉水田排水、矿山废水排放对地表水化学成分的控制作用。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依地表水样品所处的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按一定顺序对样品进行编号赋值(沿海的土地视为"海洋利用方式"),该赋值与聚类分析所得到的样品类别值之间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达0.8280,表明海南岛的土地利用方式是控制地表水地球化学特征的关键因素,从而为海南岛地表水环境质量的保护和提高指出了方向。     

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及定量评价方法研究

区域环境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区域经济是区域环境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两者的协调发展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区域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是分析、评价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工具。文章从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和对社会的贡献程度出发建立了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而提出了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方法,对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珠三角区域空气质量指数(RAQI)的研究

区域空气质量指数(Regional Air Quality Index,RAQI)是粤港政府联合发布、反映珠三角区域内不同地区的空气质量状况的评级系统。虽然RAQI综合考虑了空气污染的总量水平,较我国空气污染指数(Air Pollution Index,API)系统增加了O3,一定程度地考虑了大气氧化性增高的问题,但其所表征的空气质量状况与实际空气污染水平和公众感受仍存在差异。对2006年珠三角和香港监测数据的研究表明,RAQI较API能更充分地体现空气质量的分级;小时RAQI能够实时准确地反映了环境质量的变化,较每日RAQI更具有实际意义;加入PM2.5或采用不同的O3、PM10和PM2.5环境质量标准,是影响RAQI的重要因素。PM2.5/PM10为0.7,比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PM2.5/PM10为0.5的比例更符合珠三角的实际情况。因此,增加细粒子污染物PM2.5,适当调严某些污染物的环境质量标准,增加RAQI的发布频次,可以使RAQI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区域空气污染状况,是RAQI改进的方向。     

基于区域产量法测算的福建省农业生态足迹

为了使生态足迹模型能更好地反映区域实际,文章对生态足迹模型中的计算项目做了较大改进。首次计算了肉类的耕地生态足迹和人畜排泄物污染生态足迹。新建了纳污土地、CO2吸收林地、水资源地三种生态足迹类型以强调农业污染的严重性和土地、林地的多重生态功能;将化石能源地并入CO2吸收林地;剔除牧草地类型,将肉类耗粮生态足迹并入耕地类型;将污染源从化石燃料扩展到人畜排泄物、化肥、农药领域,计算了CO2、N、P和农药等污染物的生态足迹。用福建省最近5 a的平均产量测算了2007年福建农业生态足迹,包括农业投入品生态足迹、农业劳动力消费生态足迹和农业污染物排放生态足迹三部分,然后与生态承载力分类比较以测度农业生产的生态占用情况。测算结果表明,2007年福建省农业生态足迹中,林地、水域、建成地、纳污土地占有实际生态承载力的比例较低,分别为1.4%、1.2%、13.4%和24.6%;而耕地占生态承载力的比例达到了94.2%;水资源地是实际生态承载力的2.2倍,出现了严重的生态赤字。最后提出相应的建议。     

我国物质流研究述评

在分析我国近年来物质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今后物质流研究应在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建立学术平台、研究基地,加强学术交流;建立统一的分析和计算的框架和具体系数的估算方法;把物质流分析的成果与具有社会价值的经济、人口、土地等因素结合分析,与国外进行对比,找出我国的问题所在;建立我国或者特定区域的隐藏流系数的实时分析模型;物质投入产出表的编撰与研究;对我国未开展物质流研究的典型区域进行物质流分析。     

基于微观模拟的企业排污强度差异及区域特征

同一工业行业内的企业存在排污强度个体差异,从数量有限的企业环境统计数据得出行业平均排污强度,并用其代表该行业在区域层面的经济-环境水平,会带来一定偏差.因此以嵌入环境消耗投入的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了企业运营决策的微观模拟模型,从机制上描述企业排污强度的差异.以2005年德阳市机械制造行业为案例,对模型的相关参数进行了率定,使其较好地描述了2005年环境统计口径内各企业的COD排放强度.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由环境统计口径内企业计算的区域平均COD排放强度(万元固定资产排放0.002 6 t,万元工业产值排放0.001 5 t)小于由区域内全部企业计算的区域平均COD排放强度(万元固定资产排放0.003 0 t,万元工业产值排放0.002 3 t),市域内6个县级行政区的排污强度也体现出了明显差异.以上的排污强度区域特征主要源自行业内部结构(企业的规模分布,技术分布),及其空间差异.     

伊犁河谷典型区域土壤重金属含量状况及评价研究

"十二五"期间自治区加大了对伊犁河谷境内典型生态环境区域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土壤、农田、果园、菜地以及昭苏、特克斯和新源三大天然草场土壤汞(Hg)、镉(Cd)、铅(Pb)、砷(As)、铜(Cu)、铬(Cr)、镍(Ni)、锌(Zn)八种重金属元素的监测,通过对上述监测数据的统计分析和评价表明:伊犁河谷典型区域土壤重金属含量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二级、旱地)限值,整体处于清洁安全水平,尚未受到人为显著影响.     

中国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对区域差异的作用分析

根据IPCC方法计算得到1995—2012年中国各省市碳排放数据,表明从1995年开始,我国各省市的碳排放强度整体上呈现南低北高,东低西高的分布格局,并有逐渐下降的趋势.区域间碳排放强度的基尼系数、Theil系数、对数离差均值的计算结果表明碳排放强度在各省市自治区间存在明显差异,并且差异随着时间逐渐增大.为了进一步分析碳排放强度差异的影响因素,我们建立了碳排放强度的回归方程,并采用夏普里值分解法进行影响因素的分解分析.整体上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对碳排放强度差异的贡献值最大,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其对碳排放强度差异的作用逐渐加强.其次是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贡献值分别为18.91%和26.76%,对碳排放强度差异的贡献值随着时间逐渐减少,作用也逐渐弱化.最后是城市化水平(贡献值为~(-1).65%),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碳排放强度的差异.进一步采用第三产业占比表示产业结构,石油占比表示能源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它们与碳排放强度变为反向关系.即一个地区的第三产业比重高,在能源结构中油的比重大,煤炭比重小,碳排放强度相比于其他地区则低.由此可见,石油比重的区域差异是影响碳强度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提升碳排放强度高的地区的石油以及低碳能源可以缩减区域间的碳排放差异.本文的研究对合理、公平的碳减排政策的制定,鼓励各省市自治区积极参加碳减排活动有着积极的意义.     

Crossing conceptual boundaries: re-envisioning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among women for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n Ghan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mplexities, degree of organisation and embedded potentials in selected informal worlds of work involving women in Agbogbloshie, a site that has achieved both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notoriety for its ostensibl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unrest challenges. The analysis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to show how informality remains a persistent, substantial and the defining feature of Ghana’s economy in terms of its fostering growth and creating jobs, although its overall role in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discourse is largely ignored or seldom considered. Drawing o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qualitative field-based survey data, the paper presents the multi-dimensional ways migrant women from northern Ghana adopt to innovate, network and “graduate” from e-waste-related activities to engage in long-distance trade, which, in turn, serves as a catalyst for spin-off activities that manifest differently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of the country. It also sheds light on how these women, with little prospect of formal employment, negotiate contemporary economic shifts and create an occupational continuum that defies strict compartmentalisation. The paper adds to the expanding corpus of writings on informalisation as a growing, noteworthy and integral feature of Sub-Saharan Africa’s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