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陕西省生态环境质量影响因素探究

生态环境质量的优劣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社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探明乡村发展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方式及程度,对于区域实现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陕西省为研究对象,以县域为研究单元,利用长时间序列的遥感生态指数(RSEI)表征陕西省生态环境质量的时空变化特征与变化趋势,借助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差异。研究表明：(1)2000—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呈向好趋势,RSEI值从2000年的0.483 3增长到2020年的0.651 2,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好、较好区域面积占比由40.14%上升至63.43%,集中分布在陕南山区及延安市;(2)生态环境质量从2000—2020年总体呈现“快速变好→缓慢转好”的演变趋势,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区域面积远大于生态环境退化区域;(3)人口因子、土地因子和产业因子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影响方式发生转变的因子有林地面积占比、农村居民点面积占比、单位面积化肥使用量和单位面积机械总动力。建议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制定出分区域、科学合理的乡村振兴政策,以实现陕西省乡村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长三角地区乡村发展评价及时空分异特征

以长三角地区作为典型案例地,构建乡村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熵值法测度2000—2018年长三角地区乡村发展水平;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ESDA模型等方法分析2000—2018年长三角地区乡村发展分异特征,并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揭示研究期间长三角乡村发展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乡村发展水平呈现出持续提升的演化态势,长三角乡村发展东—西向呈递减态势,南—北向呈倒"U"型空间形态。长三角乡村发展表现出"俱乐部趋同"的空间分布趋势;乡村发展局部热点区主要集聚在苏锡常沪、杭绍甬等地区,而冷点区主要分布在皖北地区,形成稳定的低值集聚塌陷格局。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及交通可达性是影响研究期间长三角乡村发展时空分异的驱动因子,政府政策因素对研究期间长三角乡村发展时空分异表现为宏观的导向效应。     

广东省乡村聚落用地演变及其主控因子分析

进行乡村聚落用地演变主控因子识别与分析可推动乡村转型发展与空间重构的理论研究和行动实施。利用景观扩张指数,揭示1980—2015年广东省乡村聚落用地演变的扩张模式,借助地理探测器识别主控因子并进行机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广东省乡村聚落用地呈现以珠三角为主、东西两翼为辅的空间扩张格局;(2) 1980—2015年乡村聚落用地扩张以边缘式为主,并与填充式、飞地式交替变化;(3)人均GDP、人均粮食产量、人均农业总产值等社会经济因子为各时段乡村聚落用地演变的主控因子;(4) 1990—2000年乡村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高度发展期,形成了景观要素复杂化、空间结构分化和地域功能多元化的态势,乡村聚落用地面积增加较为明显,2000—2015年乡村规划集中化和一体化趋稳,乡村聚落用地变幅较小。因此,为推进我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需要深入研究区域社会经济与乡村聚落用地变化之间的关系,多视角剖析其作用机理。     

都市边缘区田园综合体建设能力测算——以南京市高淳区为例

从田园综合体概念出发,量化评价乡镇田园综合体建设能力,为农地综合利用提供理论支撑。该研究以南京市高淳区为例,构建了涵盖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的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算,以镇级尺度,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TOPSIS、障碍度模型等探析田园综合体建设能力及其阻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炼差异化的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建设能力空间差异显著;（2)休闲旅游、田园社区、现代农业等3个维度对田园综合体建设作用程度和方向不一;（3)影响各乡镇田园综合体建设能力主要障碍因子互有差异,各因子间具复合制约功效;(4）研究针对东部慢城生态区、中南部环湖湿地区、西部水乡圩网区、中北部中心老城区的土地利用提出相应的建设路径。     

乡村生活空间网络结构特征与优化——以江汉平原典型乡建片区为例

乡村生活空间网络是一定地域乡村居民依托社区节点,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彼此联系而形成的社会空间系统,探究其空间结构与优化策略对认识乡村生活空间内涵、重塑乡村日常生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以江汉平原典型乡建片区培育的9个节点社区为研究对象,基于乡村生活空间网络三元系统,构建社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运用改进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法描述网络结构总体与节点特征,提出乡村生活空间网络优化策略。研究表明：区域乡村生活空间网络结构处于发育阶段,网络兼具整体松散与局部集聚特征,社区间联系正在加强;乡村生活空间网络节点质量有待提升,网络呈现层次清晰的3级节点体系,核心节点虽具有无法替代的网络地位但本身质量不高,次级节点的结构具有相似性需要择优培育,边缘节点需要丰富网络内外联系;基于此,必须构建“1心、8点、1轴、3区”的乡村生活空间网络结构。为评估并识别区域网络节点特征,预测并构建区域网络化发展体系提供了新思路,为平原农区的乡建片区提供了网络化发展的新模式。     

农村水生态文明建设研究进展

在界定生态文明、水生态文明、农村水生态文明概念的基础上,梳理农村水生态文明内涵的演变历程,综述了农村水生态文明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村水环境治理、农村水资源及其供给、农村水安全与水旱灾害防治、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在此基础上指出了目前研究存在的一些缺陷,并对农村水生态文明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乡村振兴背景下深入推进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研究

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和制度基础.新形势下深入推进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既是夯实农业生产力基础的需要,也是推进乡村绿色发展的需要.当前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进入扩展阶段,以第一批试点总结经验,分析带动试点全面推进是关键.通过分析第一批试点典型区域实施耕地轮作休耕的经验做法,总结出耕地轮作休耕计划必须因...     

基于熵权法的秦岭区域农村社区气候韧性评价研究

本文在构建农村社区气候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位于秦岭陕西段的关中和陕南地区6市34县的农村社区问卷调查和政府部门访谈资料,对秦岭区域农村社区气候韧性进行评估。研究发现,经济韧性、制度韧性、工程韧性、社会韧性和生态韧性对秦岭区域农村社区综合气候韧性的贡献递减,并且经济韧性表现出显著的地区间差异性;秦岭区域社区气候韧性一般或较差的地区,需要从秦岭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乡村经济发展、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服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多部门防灾减灾救灾协同制度保障途径进一步提升该社区韧性水平,科学应对秦岭区域气候生态和气象灾害风险,保障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乡村振兴战略。     

生态立县 优美海安

正江苏省海安县属于苏北里下河地带。以前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闭塞,经济总量低,乡村环境差。2008年以来,海安县委县政府以生态立县,开始创建国家级生态县、生态文明示范区。历经3年奋战,2010年底,海安县在苏中苏北地区率先顺利通过国家级生态县考核验收,2011年,拿到国家生态县奖牌。生态县的创建有力地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2015年海安县PM2.5平均浓度较2013年同期下降19.7%。良好天数占监测总天数的68.0%;以前,海安县城区内新通扬、通榆等主要河流,每年用于区域补偿邻近     

少数民族聚集区乡村空间重构的影响机理——以新疆和田地区为例

乡村空间重构不仅是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还是实现土地集约利用的重要途径。和田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其村庄基础设施差,而且由于人口迅速发展,其人地矛盾突出,因此对和田地区进行乡村空间重构势在必行。基于此,本文依据2015年对和田地区入户调查的1 162份问卷,选取了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职业特征和居住环境特征四个方面的19个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选取农户是否愿意整治作为因变量,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迁居至中心村的影响因素和迁居意愿进行了回归分析。对问卷的统计可知,有64%的被调查者表示接受整治。通过与其他区域的调查对比可知,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其中心村整治的进展越快,农民接受整治的意愿也越强烈。相反,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其中心村整治的进展越缓慢,农民接受搬迁的意愿越低。农户是否愿意接受乡村重构,是农户家庭特征、居民点的基础设施和农户的职业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农户的家庭特征来看,家庭劳动力数量偏少、家庭年收入越高、耕地面积适中的农户,其搬迁意愿是最强烈的。在农户的职业特征中,愿意参与土地流转、有外出务工经验的农户,其搬迁意愿是最强烈的。在环境特征中,若农户对居住环境和现居住村的建设越不满意、居住环境中需要改善的项目越多,农户的搬迁意愿越强烈。因此,对于和田地区来说,在引导居民集中居住的同时,要引导农户流转土地,促进更多人就业,积极推动特色农业的发展,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此外,农户对于整治的一个很重要的期望就是改善居住环境,因此在未来的村庄总体建设和规划中,应积极改善村庄内基础设施,并与居住建设同步进行。一直以来,对少数民族聚集区的乡村空间重构的研究比较少。本文对和田地区中心村的研究,是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空间重构研究的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