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业投资视角的乡村旅游发展区域差异与形成机制

乡村旅游发展区域差异是乡村旅游投资空间不均衡的外在表现。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投资不断增长,正加速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空间格局与区域差异。在对比认识浙晋乡村旅游发展差异基础上,深入剖析了乡村旅游投资系统作用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差异的深层机理。结果发现：（1）以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为表征的浙晋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和市场成熟度差异显著。（2）在乡村旅游投资“自然—产业—社会”环境中,产业基础环境对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差异贡献最突出,是区域差异形成的核心要素,自然生态环境是基础,社会文化环境则发挥积极促进作用。（3）乡村旅游发展区域差异是不同乡村旅游投资环境引起区域乡村旅游投资收益预期和回报水平与乡村旅游发展路径及模式差异的结果。基于此,提出新时代乡村旅游投资IE-maps模式,以期促进区域乡村旅游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社会资本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影响机制研究

社会资本在反贫困领域的重要作用已被理论和实践所证实。在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有效发挥社会资本的周急济贫功能,缓解乃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已成为当前反贫困战略推进中亟待探讨的问题。研究整合了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0、2012、2014、2016)个体家庭和村庄的嵌套数据,建立了“认知型”和“结构型”两种类型以及“个体家庭”和“村庄”两个层级的社会资本框架,并基于探索性因子分析构建了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社会参与、集体参与以及公共服务6个社会资本变量。研究利用HLM软件构建了多层广义线性模型(HGLM),通过四阶段的空模型、截距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以及完整模型分析了绝对贫困背景下社会资本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个体社会资本总量与贫困代际传递呈显著负相关。②在个体家庭层面,社会网络、社会声望、社会参与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显著负向影响,但社会信任和地方信任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并不显著。③在村庄层面,公共服务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集体参与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公共服务水平对社会网络和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提出要大力培植贫困群体和乡村两个层级的社会资本以缓解农村贫困代际传递趋势:①要通过协调“乡政”与“村治”以形成良性的乡村治理格局。②要促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紧密衔接,在保障个体脱贫的同时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③须提振贫困群体脱贫信心,增强村级自治与集体参与的水平和能力。     

崔岗村——合肥艺术地标

正吵闹了多年的"红四方"和老合钢旧厂房规划成为艺术区的事早已风头不在,如今在一个远离合肥城区的小村庄,因为有了一批艺术家的入驻,这里不仅逃离了拆迁的命运,还成为了合肥乃至安徽的文艺新地标。如今走在崔岗村,处处散发着艺术气息,艺术让这个鲜为人知的小村庄获得新生。崔岗蜕变从一个连合肥本地人都鲜有耳闻的小村庄,到如今成为合肥艺术地标,崔岗只用了一年多的     

各省动态

正海南:综合整治乡村环境卫生海南整治违法建筑和城乡环境卫生工作会议近日透露,海南将利用2年半时间,对全省乡村环境进行综合整治,推进村庄卫生净化、道路硬化、村道亮化、环境绿化、房屋美化建设,普遍改善乡村环境面貌。2015年,建立起合理的村庄、乡镇环境卫生清扫保洁清运机制,乡村环境垃圾卫生实现常态化管理。全省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70%     

我国乡村旅游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研究——以四川通江县王坪村为例

发展乡村旅游历来被认为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以四川省通江县王坪村的调研数据为基础,采用Eviews软件量化分析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关系,验证人力资本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重要性,提出目前我国乡村旅游人力资本投资主体主要包括农户、政府和旅游企业,而这三大投资主体在各自约束条件下对乡村旅游人力资本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不同的作用。针对我国转型时期乡村旅游发展的现实需要,从夯实人才基础、扩展投资主体和提升企业动力三个方面提出了对人力资本投资主体进行激励的相关策略。     

基于CVM的传统聚落景观低碳价值评估研究——以湖南上甘棠村为例

传统聚落景观具有低碳存在价值、遗产价值、利用价值和其他潜在价值等。以湖南上甘棠村为例,基于问卷调查和CVM方法对其传统聚落低碳价值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以2011年末全国城镇就业人口为总人口样本,结合问卷调查获得的支付意愿率,上甘棠村传统聚落景观低碳总价值为108.89亿元,其中低碳景观存在价值为37.89亿元、低碳景观遗产价值为27.98亿元、低碳景观利用价值为30.16亿元、其他潜在低碳价值为12.85亿元。     

从治理到幸福：新时期乡村建设的价值重构

不管是从中央政府的政策意愿来讲,还是从基层政府的实践来看,乡村建设背后的关怀全都是国家的治理目标,其评估标准是政府治理绩效,在某种意义上与农民无关。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确定这样一种理念,即一切乡村建设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增加农民福利,提升农民幸福感水平。     

生态性贫困与乡村命运——作者与学者的对话

生态性贫困中的河与湖 老达： 我一直对河流与湖有极深厚的眷恋和怀想。但是,现在许多星罗棋布的湖却令我异常厌恶,因为它们背离了乡村的原初生命形式,背离了大自然的生命形式,一意孤行地在大山之间对河流进行阻拦,自古以来奔腾的血液在那些湖上凝滞停顿,许多植物被湖水淹没蹂躏,大地无奈地呻唤。     

乡村环境问题的社会治理视角——以地球村“乐和家园”建设为例

正较之城市,乡村的环境问题通常会被忽略。事实上,乡村的环境问题远比城市要严重。一方面,乡村所产生的垃圾和污染并不少于城市,而乡村却严重缺乏环境治理的投入;另一方面,乡村大都在较为偏僻的地域,部分乡村的生态系统非常脆弱,环境问题对于乡村的影响也更为显著。因此,乡村的环境治理与城市的环境治理同等重要,其不仅有利于绿色新型乡村的建设,更有利于维持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自2008年起,公益组织"北京地球村"通过提供技术服务,在四川等     

走向一种厚道的后现代乡村文明

后现代是对现代的反拨与超越。站在现代西方文明的立场看,传统乡村文明代表了"落后",是应该送入博物馆的文明。然而从建设性后现代的视阈看,传统乡村文明是人类文明之根,内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建设性后现代无意完全回到传统,它主张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整合传统和现代的结晶,发展一种厚道的后现代乡村文明。其厚道性体现在对自然的敬爱,对传统的珍惜,对农民的尊重,对共同体的钟情以及对城乡共荣的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