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杆球迷健康必修课

“管闲事”一直是我的嗜好,白穿上这身警服,更是形影不离,哪怕是着便装休假时。何为“闲事”呢？这个倒不好定义,个人认为除工作期间所履行的职责外,任何自己觉得有必要去做去管的事都可以囊括在内。当然,所谓的“闲事”也有大小之分,要是管到“大闲事”,就可能将自己置身于刀光剑影之中。对此,通情达理的妻子也颇有怨言。     

十里芦渡闻哨声

<正>孩子们把芦哨放在嘴边,鼓着腮帮,使劲地吹奏,一阵悠扬的哨声瞬间在芦苇丛中飘荡开来……十里河渡,恰似一片芦苇的海洋     

看护大地与叩问灵性——中国当代生态文学鸟瞰

若想让人类文明可持续地发展下去,文学必须接受生态意识的浸润,实现看护大地、叩问灵性的功能。中国当代生态文学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颇为坎坷而曲折,改革开放前,中国当代作家还没有创作生态文学的自觉意识,较早地呈现出生态意识的是80年代一些志在反思历史的知青小说,到了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关注生态问题,生态文学作品体裁齐备,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不过,当前中国生态文学还存在模式化写作的局限,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冲突的复杂情况,对人性的矛盾状态缺乏洞察。     

治巢尚需“尚方宝剑”——现代大自然文学开拓者刘先平的治巢良策

成立巢湖管理局,制定巢湖管理条例,被刘先平形象地称为"治理巢湖需要一个‘政府’和一部‘宪法’"。唯有如此,巢湖治污才能事半功倍。早在2007年,身为安徽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的他就提出要成立巢湖管理局和制定巢湖管理条     

祖国——永远的等赞歌

十月的社国,花海放歌,十月的祖国,丰收在望。两殚一星震国威,载人飞船把月追。巨龙腾飞统寰宇,五星红旗宇宙挥。     

中毒之鱼

就在我们的身边,有一位钓鱼爱好者,他叫雷鸣,在机关工作,是个忠厚诚实的好公务员。他钓鱼成瘾,不管天晴下雨,打霜落雪,酷暑似火,寒冬如刀,一有空闲便立在河边。有人开他玩笑:“世间什么东西最好看?”他答不上来。 于是别人就取笑他说:“世间最好看的肯定是浮漂,你天天在河边直视着它,从不转眼,连姑娘媳妇从你身边过也舍不得回过头。”他听了别人的话,只好苦笑:“唉,没办法,我跟它较上劲了,就像打牌一样,不是它输就是我赢。” 一天,天降大雨,他的关节炎又犯了,他便就近在围城河钓鳌台钓起鱼来。 没想到一小时不到,竟钓得一条大鱼,八斤重,是营养价值很高的鲢鱼,嘴上长有两根长胡须。他兴奋得把鱼提到市场     

编辑手记

乡村建设的成果充满着无穷的诱惑力。虽说在不经意间也出现过一些偏差,但在有识之士的正确指导和修正下,还是以其壮阔的规模、精致的细节、周到的服务和有益于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广阔的发展前景被大家接受和认可,尤其得到了作家们的高度赞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理事、环保部特聘环境使者徐刚先生,从小就对故乡充满梦想,坚信那个时生时灭的沙洲最终会使故乡滩涂连成东西狭长的一片。     

边缘族群的不完全文学想象——以阿来《空山》(三部曲)为例

阿来的长篇小说《空山》(三部曲),展现了在现代民族国家与市场的建构中,边缘族群的生活是如何被组织与安排的,作者分别从行政权力、经济资源、司法、宗教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描述和想象,展现了藏区在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命运沉浮与历史变迁,具有独特的文学意义和社会价值。但同时,阿来自身不清晰的民族身份文化认同与普世价值观,又致使这种想象只能是不完全的,难以全面和深入的。     

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及其启示——以1920—1930年代的“小国文学”研究为例

学界一般认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起点是郑振铎的《文学大纲》,然而今日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化"理论和实践,从逻辑上与郑振铎并非一脉相承。对早期外国文学研究史料的爬梳和分析表明,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当是"小国文学"研究。1920—1930年代,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延续了"五四"以来对于"小国文学"的偏爱,以期望获得对中国社会有帮助的经验。"小国文学"研究奠定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基础,并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提供了可能的路径,但政治化与时代化两大特征,也是其历史局限性所在。今日的研究者应当从这两大特征入手,检省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之得失,并发掘其对当下外国文学研究的借鉴意义。     

论精神分析批评及其缺陷

精神分析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可以用于解释作者的创作动机和研究文学文本。简要梳理精神分析批评的理论渊源,分析其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指出其缺陷,旨在帮助文艺批评者更好、更有效地运用于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