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退捕渔民的生计风险与应对策略选择研究

退捕渔民的生计安置是长江十年禁渔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所在,如何防范和避免生计转型中的致贫返贫倾向、实现退捕渔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长江退捕渔民调查数据,通过建立生计风险指标体系,识别和评估长江流域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退捕渔民的生计风险,利用Binary Logistic模型分析长江退捕渔民生计风险对其应对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以期为科学制定有效的生计风险防范体系提供支撑。研究表明：(1)长江地区渔民退捕后的生计模式以兼业型为主,收入来源主要是非农收入;(2)禁渔政策实施后,长江地区渔民的生计多样化指数呈整体下降趋势,普遍面临着较高的生计风险,生计风险多重性指数为8.5;(3)自然风险、金融风险和政策风险是渔民退捕后面临的最主要的三大风险,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退捕渔民的生计风险存在差异性;(4)外出打工和向亲朋借钱是退捕渔民应对风险最主要的策略选择,不同风险因素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退捕渔民的应对策略。应进一步优化安置帮扶政策,提高政策的持续稳定性,建立多元化的补偿机制,筑牢退捕渔民的生计资本基础,降低其生计风险,确保实现退捕渔民“退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共同富裕目标下廊道旅游地农户生计的脆弱性变化及其调控

可持续生计框架在新时代共同富裕目标指向下出现新的要求。通过对典型案例地皖南川藏线沿线旅游利益相关者深入访谈以及网络文本数据分析发现,廊道旅游地面临跨区域综合整治、生态约束趋紧、消费持续升级、疫情等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冲击等新的脆弱性挑战,亟待有效的调控措施提高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基于此,融入新木桶理论,探索廊道作为支点带动更多域内农户共同富裕的可持续生计新框架体系。廊道因更大空间延展、更广人员参与、更长消费链供给具有更大的辐射域,通过挖掘农户自身及旅游地双重尺度的生计长板,构建更大的旅游地生计命运共“桶”体。应对脆弱性变化,通过夯实支点、挖掘长板、坚实底板、强化桶箍、激发铆钉,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分享实现物质和精神双重富裕。随着廊道空间和品牌延伸,旅游地自然资本的潜力将被进一步释放,更多农户得到参与分享的机会。新木桶的整合思维为其他类型旅游地寻找可持续发展“支点”提供有益借鉴,“人”和“地”双重尺度的新木桶调控措施为旅游地可持续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方法。     

边境地区旅游脱贫户可持续生计资本评价及路径选择——基于广西那坡县352户旅游脱贫户的实证研究

边境地区自然生态和社会人文环境具有一定的特性,参与旅游是边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基于SLA框架,构建旅游脱贫户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物元模型测评旅游脱贫户生计水平,并基于波士顿矩阵分析法提出其可持续生计路径。结果发现：(1)边境地区旅游脱贫户处于维持基本生计级别,离生计可持续目标存在较大差距;除人均住宅面积外,其他指标均成为旅游脱贫户生计可持续的桎梏。(2)基于五大生计资本,可将边境地区旅游脱贫户分为明星、金牛、金象和潜力4个区域,不同区域的旅游脱贫户可通过不同路径实现可持续生计。其中：明星区域的旅游脱贫户以“脱贫户主导,政府配合,企业支持”为路径;金牛区域以“政府主导,脱贫户参与,企业合作”为路径;金象区域以“政府主导,脱贫户参与,企业协同”为路径;潜力区域以“政府帮扶,脱贫户配合,企业援助”为路径。     

生计多样性对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响应状态的影响——以上海闵行区、苏州张家港市发达地区为例

农田生态补偿政策是采用经济手段激励农户对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保育和维护,解决因市场失灵造成生态效益外溢的一种有效方式,对于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提升农地开敞空间、增加农户收益具有积极作用。论文从发达地区农户生计多样性角度入手,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生计多样性对农户参与补偿政策的支持意愿、政策实施效果响应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农户基本特征、家庭特征、生计多样性特征、村庄发展特征在5%的水平下对农户在农田生态补偿政策上的支持意愿具有正向影响;②农户基本特征、家庭特征、生计多样性特征在5%的水平下对农户在补偿政策实施效果上的响应具有正向影响,农户村庄发展特征在5%的水平下对其具有负向影响;③农户生计多样性特征是影响农户补偿政策支持意愿最主要的因素,是影响补偿政策实施效果响应的次要因素。这表明补偿政策实施后,农户生计多样性特征对于提高农户对补偿政策支持意愿与政策实施效果响应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把握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政府制定和完善现有农田生态补偿政策,为引导农户生计多样性发展提供参考。     

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及关键议题

国家公园作为建设美丽中国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生态根基,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与实现途径。但中国国家公园大都位于相对偏远且相对贫困的农村地区,面临着严峻的生计发展与生态保护冲突,塑建可持续生计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理论命题与时代任务。借助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方法,在简要分析国内外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主题变化轨迹的基础上,从国家公园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生计冲突、国家公园居民对自然资源的生计依赖性、国家公园建设对居民生计的影响及国家公园居民的替代生计选择等热点问题出发,系统梳理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现状;并针对新时期中国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的新要求,构建了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提出新时期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应综合集成多学科理论和技术方法,重点关注国家公园生计可持续性动态监测与评估、国家公园生计与生态的关联关系与关联机理、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的实现路径及实现机制等关键议题。     

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适应性演化理论框架与实证

乡村转型及适应演化路径是乡村可持续发展领域重要研究内容,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及其多元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国家制度(战略)变迁关键时间节点,梳理典型案例乡村发展阶段,明确案例乡村转型适应的体制演化特征。在乡村适应性演化理论分析框架构建基础上,以体制转换明显的乡村为实证案例,结合农户调查与深度访谈数据,评估乡村适应演化下系统适应能力(结果)及农户生计响应效果,并基于归纳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揭示乡村体制转换与微观农户生计关联的适应演化路径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传统农业体制乡村向旅游体制转换后出现乡村经济发展和环境破坏、社会矛盾风险并存局面,农户生计适应选择对乡村转型响应呈现多样化。(2)不同适应路径农户生计恢复力存在显著差异,升级型、扩张型生计恢复力相对较高,维持型和更替型较低。(3)乡村体制转换(R₁到R_n)与农户生计适应(P₁到P₅)呈现协同且分化的演化路径,基础设施、政策扶持以及生态环境因子是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关联适应演化的关键影响变量。     

后脱贫时期可持续生计研究展望

在"后脱贫时代",规避返贫风险、实现持续稳定脱贫将是精准扶贫政策的逻辑延续,更是促进乡村长期振兴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在贫困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在新的情势下也迫切需要做出系统总结与展望.本文在整理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等关联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可持续生计研究在返贫治...     

喀斯特地区不同地貌下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因子评估:以贵州花江、撒拉溪研究区为例

基于558份农户调查问卷和可持续生计框架,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和脆弱性评估模型,识别不同喀斯特地貌背景下的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不同喀斯特地貌背景下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趋同性。(2)从不同喀斯特地貌区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表现出显著差异性和逆向海拔梯度性,花江高原峡谷区的生计脆弱性明显高于撒拉溪高原山地区,花江高原峡谷区农户受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风险影响,具有极弱的风险抵御能力。(3)花江高原峡谷区农户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与撒拉溪高原山地区农户的金融资本都具有减轻农户生计脆弱性的作用,而自然和社会的资本风险增加了花江高原峡谷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人力与物质的资本风险则增加了撒拉溪高原山地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在日益严峻的生态退化环境和生计胁迫下,保障金融资本、提高教育水平、扶持生计多样化经营活动和完善社会网络结构是这2类区域精准扶贫的主要方向。     

风险冲击对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以安徽铜陵白姜(Zingiber officinale)种植系统为例

农户可持续生计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关键要素,但遗产系统的濒危性特点和农业的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特征,使得其面临以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为主的风险冲击。笔者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安徽铜陵白姜(Zingiber officinale)种植系统为例,依据可持续生计理论构建“风险冲击→生计资本→生计结果”分析框架,并采用形成型指标的结构方程模型,探讨风险冲击对遗产地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结果的影响机理,进一步明晰遗产地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1)遗产地农户遭受市场风险或自然风险时主要依靠动用储蓄、降低现金持有以及减少教育和培训支出等手段来应对,导致遗产地农户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明显减少。(2)遗产地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老龄化、传统农业技术能力减弱以及传统农业与其他产业有效融合不足等现状,限制了遗产地农户生计结果的改善。(3)遗产地农户生计结果受市场风险的负面影响更为直接,但从总体上看受自然风险的负面影响更大。基于此,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应从强化风险冲击应对措施、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和推动农文旅有效融合等多方面促进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农户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利用江苏,山东,四川,福建,江西5省754个样本的实际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的probit回归模型和养殖利润方程,从农户方面分析了当期的养殖利润,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相互影响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当期的养殖利润对生计策略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养殖户采取应对策略具有滞后性;物质资本中的通用型资产,金融资本中的消费类资产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为负,通用型资本的增加意味着养殖户的转移成本较小;消费类资产越多,农户可用于应对的风险的资金越少,因此这两者都会减少养殖户对生计策略的选择。而物质资本中与气象风险相关的专用型资本、金融资本中的储蓄类资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为正;专用型资本越多,农户的沉淀成本越多;而储蓄类资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农户应对风险的资源增加,故上述生计资本的增多会使得农户的适应性能力增强。而生计策略对当期养殖利润的影响受养殖规模的影响。因此要想提高农户在气候变化下的适应能力,政府就必须加强对其专用型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补贴,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对规模化的养殖场进行政策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