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

农业劳动生产率偏低依旧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瓶颈,它关系着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迫在眉睫。在土地规模不断集中已成为顶层设计基本共识的前提下,理清农地经营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基于此,论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理论推断与实证检验,对劳动生产率与农地经营规模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从全国、不同地貌及三大经济带来看,劳动生产率与农地经营规模之间均存在鲜明的“倒L型”关系,即初始阶段,扩大农地经营规模能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区域间差异明显,后期劳动生产率会稳定在某一状态。当前,农地规模远小于人均农地的最优经营规模,农地规模的集中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举措,推进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仍有较大的操作空间。政府需要做的是,降低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推动实现多种形式的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并兼顾不同区域的差异。     

经济发展与农业面源污染:分解模型与实证研究

借鉴Islam的研究思路,构建农业面源污染影响因素分解的理论模型。并利用1990~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农业面源污染演变的内在驱动机制,以期为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和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农业面源污染演变受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减污效应的共同影响;(2)规模效应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为正,这说明农业生产规模和农村人口规模的扩大会增大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放。结构效应的两个重要方面(经济作物比重的提高和畜禽养殖业产值比重的提高)都会导致农业面源污染的加剧。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减污效应开始初步发挥,二者都能有效减少农业面源污染,这为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     

黄河流域城乡转型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探索黄河流域人口—土地—产业转型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可以为区域城乡发展提供分区引导。以县域为单元,针对黄河流域城乡转型发展,构建人口、土地、产业三要素的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轨迹分析法及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黄河流域339个县域的城乡转型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其耦合协调格局,并探索城乡转型的影响因素,根据城乡转型发展的轨迹进行功能分区,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整体人口、土地、产业城乡转型水平初期偏低,但随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城乡系统逐渐向高级有序化方向演化;(2)2020年,大部分县域处于高水平耦合和高度协调阶段,空间关联类型以显著“高—高”和显著“低—低”类型区为主;(3)人均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农业生产水平等因素是人口—土地—产业转型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4)按照城乡转型轨迹,黄河流域县域可划分为核心转型区、潜在转型区和限制转型区。未来,应统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根据不同类型区域特征,分别制定城乡融合发展策略,进而促进整个区域的高质量发展。     

ESG表现、财务状况与系统性风险相关性研究——以沪深A股电力上市公司为例

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数据有助于认识我国企业的环保行为,同时也有助于深化对近年来企业经济行为的理解。本文立足于坚持绿色发展的现实背景,实证研究了财务状况、系统性风险对我国电力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投资者与企业管理者对社会责任的忽视,电力企业系统性风险无法影响其ESG表现。研究还发现,较好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和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促进公司ESG表现,但良好的营运能力会使公司忽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本文将系统性风险与电力行业ESG研究相结合,为未来的扩展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并就加强信息披露监督、继续深化绿色市场发展提出了建议。     

资源型城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论文以47个地级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2003-200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模型,以工业烟尘、工业废水和工业SO₂为例对其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源类型影响资源型城市EKC的形状与转折点,同种污染物在不同资源型城市的曲线不完全相同,转折点在污染较重的资源型城市及人均GDP较低的资源型城市出现更早;资源型城市的EKC与全国的EKC不完全相同,相同的曲线下资源型城市的转折点出现更早。基于此,论文提出资源型城市应积极进行环境治理、实施绿色转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扩大实施总量控制的污染物范围,以促进这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地表水体中同时分析18种糖皮质激素方法的建立

建立了一种采用固相萃取-超高效液相色谱串极质谱联用系统(UPLC-MS/MS)同时测定地表水体中18种糖皮质激素的高灵敏分析方法.样品经过HLB固相萃取柱富集净化、V(乙腈)/V(乙酸乙酯)=1∶1,洗脱后,用UPLC-MS/MS测定.流动相为甲醇和0.1%乙酸水溶液(体积比),采用梯度洗脱,实现了18种目标物质的基线分离,线性范围为1.0~1 000μg·L-1.实际水样的加标回收率为65%~108%.整个分析的方法检出限(MDL)除醋酸可的松和醋酸氢化可的松为10 ng·L-1外,其他均在0.10 ng·L-1和1.0 ng·L-1之间.应用此方法于北京地表水体5个样品,检测到8种糖皮质激素,浓度范围0.20~476ng·L-1,其中曲安西龙、曲安奈德、醋酸氢化可的松和丙酸氯倍他索在地表水中首次检出,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1998~2016中国八大经济区植被覆盖对PM2.5浓度时空分布的影响

目前很少有PM_2.5污染与植被覆盖的相关性深入研究,尝试对此进行补充.基于1998~2016年的PM_2.5和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的栅格数据,以中国内地八大经济区为研究对象,对NDVI值进行3个等级划分（低植被覆盖区、中植被覆盖区和高植被覆盖区）,并计算相应等级的PM_2.5污染浓度.在此基础上,从NDVI的景观尺度和类型尺度分析PM_2.5污染的时空特征,然后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定量化NDVI景观格局指数对PM_2.5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长江中游和东北经济区在植被覆盖相对较低的区域,PM_2.5污染较严重;而黄河中游、西南地区及大西北经济区则在植被覆盖相对较低的区域表现出较轻的PM_2.5污染;②大部分区域的PM_2.5随时间变化呈显著上升趋势;③PM_2.5与NDVI景观格局指数相关性显著（P<0.05）的区域相对较少;④景观形状指数（LSI）、斑块面积比（PLAND）、斑块数量（NP）、最大斑块占景观面积比（LPI）和聚集度指标（AI）指数对PM_2.5的影响都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城市规模、集聚与空气质量

在STIRPAT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加入能源消费需求、工业化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变量,建立了拓展的STIRPAT模型,并使用动态面板GMM方法,分析了我国30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2003-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指出不同的城市规模与集聚程度会对空气质量有不同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城市人口规模、富裕程度和技术水平是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其中人口规模和技术水平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均为正效应,而富裕程度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呈现出倒N型EKC曲线形状;较高的能源消费需求和工业化水平会恶化空气质量,而较高的技术水平和产业集聚度会改善空气质量,这表明相关部门可以从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入手,通过各种方法减少能源消费需求、降低工业化水平。来达到改善空气质量的目的。其次,在总体回归的基础上,本文重点按照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经济集聚度、人口集中度分析了城市规模与集聚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欠发达城市和大中城市的回归结果与总体回归结果一致,而经济发达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回归结果与总体回归结果有一定差异,本文认为导致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科学事业费支出方向、社会消费品结构以及工业清洁能源利用及其利用效率等因素;低产业集聚度和低人口集中度城市的情形与总体较为相近,而高产业集聚度和高人口集中度城市的EKC曲线形状与工业化水平系数与总体结果相反,这两种差异分别与城市的发展阶段和城市的人口素质有关。因此,城市的相关部门在追求规模经济的同时应该注重科技投入结构的改善,注重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的使用率,并且在不断提高产业集聚度与人口集中度的同时追求绿色GDP的实现,注重人口的文化教育以提高人口素质,从而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以抵消随人口集中度提高带来的环境压力。     

中国采矿企业税收负担与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

随着全球矿产资源及能源供应趋紧,中国采矿业将面临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巨大压力,而现行矿业税制存在诸多问题,制约了采矿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本文以2005-2012年间全国代表性30家矿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采矿业实际税负水平及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①实际税负水平的变化可以直接影响采矿企业绩效,两者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②在现行的财税体制和绩效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使用所得税优惠保护本地采矿企业,加之中央企业拥有主动避税动机和条件,相对于总体税负而言,采矿企业所得税税负与经营绩效之间负相关性不显著。本文提出改革中国采矿业税制政策建议如下:优化税制结构,建立与矿产品价格变化相适应的弹性税制;完善和优化采矿业增值税政策;细化和完善企业所得税制中扣除项目的内容;制定合理适度的采矿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适时开征矿山企业环境税;加强税收征管,重点防范中央企业内部转移定价问题,从而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