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农村致富路上的污染,亟待“环保扶贫”政策给力

正本期《环境》杂志报道的农村养殖业污染现状,揭示了当下我国农村致富路上面临的新课题,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值得在环保政策和监管方面引起重视。公司+农户,这一养殖模式曾被作为扶贫和发展新型集约型农业的先进经验在全国大力推广。它借用资本和企业的优势,为既无技术,又无资金,更无销售渠道的农民提供了     

集约化种植区硝态氮在土壤剖面中的分布与累积特征

采用GPS定位、土钻取样的方法,在北京市大兴区14个乡镇的农田土壤中选取了91个土壤剖面,分别在0～20cm、20～40cm、40～60cm、60～80cm4个不同深度取得土壤样品,并在一次种植期结束后,综合考虑种植类型和土壤质地后选取24个重复取样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种植类型及土壤质地对硝态氮分布及累积情况的影响.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壤中的硝态氮含量有随土壤深度的增加呈降低的趋势.露地菜田和设施菜田最容易出现硝态氮淋洗现象,果园和粮田的总体状况较好,但粮田个别地区有一定的污染风险,细质地土壤具有较强的保水保肥能力.大兴区采育镇及长子营镇地区有较高的硝态氮累积量,为硝态氮淋洗污染危险区,应进行合理施肥,以免在一个种植期结束后造成较深层土壤中硝态氮的累积.研究结果可为大兴区地下水环境保护提供参考.     

中国北方沙漠化地区生态重建的环境政策研究——基于Bioe-conomic Model

论文以内蒙古沙漠化地区为例,运用Bioe-conom ic M odel,比较自由放牧与耕垦、禁牧与禁垦、控制放牧规模与禁垦的土地利用政策情景下,引进舍饲养牛技术与信贷服务和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对农户土地利用决策及其家庭收入的影响,据此探讨中国北方地区沙漠化发展的人文驱动机制以及生态重建的环境政策。结果表明:实施控制放牧规模与禁垦的环境政策,同时引进舍饲养牛技术能够有效地促进生态重建并提高农户收入;引进舍饲养牛技术需要启动基金,提供信贷服务和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是贫困农户引进该技术的前提。因此,迫切需要调整宏观环境政策,提高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和城乡联系力度,从而提高农户家庭收入、减轻农民对环境的依赖性和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石材废水处理工程实例

介绍了石材废水集约化处理的一个成功实例,分析、总结了混凝沉淀法处理石材废水的可行性及注意事项,并通过比较得出石材废水集约化处理较分散治理具备明显优势的结论.     

广东集约化养猪业的环境影响及其防治对策

分析和评价了广东省养猪场粪尿废水排放总量、污染物排放强度和废水治理现状,指出集约化养猪业对地表水、地下水、空气污染的严重性。养猪业排放的团体废弃物总量超过生活垃圾与了业固体废物总量;COD排放总量与生活废水及工业废水排放COD总量接近,并已排放大量的N、P、K等营养盐。养猪业已成为主要的有机污染源和N等营养盐污染源,分析厂养猪业污染防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采用综合防治的方法解决广东省集约化养猪场污染问题。     

央行探索缓解环境与土地压力的配额交易机制

由央行金融研究所主办的气候变化与配额交易研讨会6月6日在京举行。央行副行长易纲指出,气候变化是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挑战,在这过程中应通过配额交易等金融市场手段加以应对。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运用配额交易机制推动污染治理和土地集约化使用,以缓解我国经济发展日益增大的环境与土地压力。与会专家认为,配额交易机制有利于运用市场机制持续推进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对调动排放企业自觉减排的积极性、改造技术、推动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中改善农业环境的途径

本文分析了我国粮食安全及粮食持续生产所依托的农业环境状况。从我国粮食生产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看,全国粮食生产处于结构性过剩与低水平安全中,区域性粮食安全与不安全并存;耕地资源、水资源以及农民的经济收入状况等均不容乐观,加之自然灾害加重,粮食生产的环境成本将随之增加,这将影响我国未来粮食安全。为此,本文提出了走农业集约化道路是解决我国粮食安全与改善环境的基本途径。     

集约化蔬菜种植区地下水中反硝化细菌的分离鉴定

从研究我国典型集约化蔬菜种植区地下水中硝酸盐的来源和浓度人手,进行富集、培养、分离、纯化,筛选出一株具有反硝化作用的菌株,通过形态学、革兰氏染色结合16SrDNA序列同源性分析鉴定,其鉴定结果为农杆菌(Agrobacterium sp.).该研究为开展地下水硝酸盐污染的生物修复储备宝贵的菌种资源,为地下水中硝酸盐污染的原位微生物修复和相关污水的生物处理提供微牛物基础,对于经济、有效的解决地下水硝酸盐污染和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集约化农区近50年耕地数量变化驱动机制分析——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

根据曲周县历年耕地数量变化统计数据和1986年土地利用现状以及1986～2000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表明,曲周县耕地面积经历了增加→急剧减少→缓慢减少→快速上升→相对稳定的变化过程。1949～1957年为耕地增加期,全县年平均递增率达到0.43%;1958～1961年为耕地急剧减少期,年均递减1.55%;1962～1974年为耕地缓慢减少期,年均递减0.47%;1975～1985年为耕地数量快速增加期,年均递增0.63%;1986～1999年为耕地数量相对稳定的阶段,耕地年均递减0.026%。人口变化、自然因素变化、技术进步、区域经济发展和政策演变共同组成了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力系统。人口增加对粮食和住宅用地的需要为耕地数量的增加提供了最根本的需求;气候因素的变化为大量盐渍土的改良提供了基础,而只有技术进步才能使大量盐渍土变为耕地;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组成,使耕地比重占据了土地利用结构中的主导地位;而国家政策的阶段性变化,促使耕地数量发生了相应变化。     

改变生产模式,才能解决动物性食品安全问题

我国养殖业大力推广的西式工厂化、集约化养殖模式造成禽畜和水产动物疾病丛生、死亡率高,并造成动物性食品中兽药、重金属等残留严重。依靠完善法律、加强监管、制定标准等措施,只能缓解这种"造真型"食品安全问题,而不能从根本上予以解决。变集约化生产模式为注重动物福利的养殖模式,禁止使用各种有毒有害的兽药和添加剂,才是从根本上化解我国动物性食品问题的唯一途径。同时,生产模式的转变离不开消费者的积极选择:减少食用动物性食品,并尽可能选择有机养殖的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