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演化的非线性影响因子——以钱塘江流域为例

为深入探究不同尺度、不同类别影响因素对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程度和复杂关系,本文测定了钱塘江流域7项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并通过随机森林模型识别了各单项生态系统服务不同尺度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程度和相对重要性,并评估了主导影响因素的边际效应.结果表明：2010~2017年,各单项生态系统服务在时空变化上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受不同尺度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共同影响,但其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格网尺度、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大,建设用地、耕地及与其直接相关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改变和塑造着生态系统服务的演化过程;主导影响因素与各单项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各影响因素指标的变化对各年份生态系统服务具有非平稳的影响,如建设用地增加初期对多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更为复杂和剧烈.     

深水导管架平台外加电流阴极保护优化设计Ⅰ:单座辅助阳极

目的 以南海某200 m深水导管架平台为原型,研究外加电流单座辅助阳极在静态和动态海水条件下的导管架阴极保护电位分布及其变化规律。方法 采用一定比例缩小的导管架模型,对其施加外加电流阴极保护,研究不同条件下的阴极保护电位分布,以及电位分布的变化规律。结果 辅助阳极距离导管架模型越远,模型整体的阴极保护越均匀,反之,则越不均匀。导管架距离辅助阳极最近的区域,阴极保护电流密度最大,易出现过保护风险,而平台内部屏蔽严重区域和距离辅助阳极较远的水面附近导管架结构,阴极保护电位负移程度最小,易出现欠保护风险,这2个典型区域应当是阴极保护监测的重点位置。在相同保护电流密度和保护距离下,从静态到动态转换时,整座导管架表面的电位均呈现上升趋势,电位差值更大,分布更不均匀。随着阴极保护时间的延长,代表沉积层形成质量和覆盖程度的表观电阻率Rsr呈现初期快速增加、后期缓慢升高的趋势。海水流动会导致沉积层变薄,甚至脱落,使得动态海水环境中Rsr较同时期静态环境下的小。结论 在导管架模型的一侧放置一套辅助阳极,可实现整个模型的有效阴极保护。     

甘南地区草畜平衡动态评估

过度放牧是导致草原退化和沙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草畜平衡管理是保障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多时相遥感和畜牧业统计数据,以甘南地区为研究区,构建逐月草畜平衡动态评估的核算方法,探讨畜牧业生产管理过程中优化时空布局的必要性。主要结论如下：（1）基于产草量—饲草需求量—饲草存量动态关系的逐月核算方法实现了季节性的草畜平衡动态评估;（2）甘南地区的草畜平衡矛盾主要表现为家畜对牧草的稳定需求与天然牧草供给的季节性波动,逐月逐乡镇的饲草缺口核算为精准补饲提供科学依据;（3）州—县—乡尺度的草畜平衡状态表明甘南地区全域草量富富有余但部分县乡超载,揭示了跨行政边界的轮牧措施可以缓解因局地的季节性过载造成的草地退化。     

城市规模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分析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开始日益凸显,如何从生态视角找到适度的城市规模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中国2003-2013年28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空间计量和门槛面板模型研究了城市规模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整体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且区域差异较大,溢出效应较为明显;城市规模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呈现N型曲线的特征,且呈现显著的区间效应,根据门槛内生性分类结果发现,当城市规模低于54.48万人时,生态效率随城市规模的扩张不断增加;当城市规模大于54.48万低于337.22万人时,城市规模扩张对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较大,当城市规模超过337.22万人这一门槛值之后,促进作用开始显著减小,说明基于生态效率的最优城市规模为337.22万人左右;而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都对城市生态效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基于以上结论,各城市应加强环境合作,减少环境污染溢出;对于规模较小的城市,应该依托周边大中城市,争取产业合作,通过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户籍、土地等制度改革,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对于规模居中的城市,应该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前提,推进适度规模的城镇化,真正实现城市从"量"到"质"的转变;对于规模较大的城市,可以建立新城区或城市群,完善城市近郊及周边交通、教育等公共资源配置,充分发挥聚集和发散效应,有效缓解人口过于集中和环境恶化带来的压力。综上,不同规模的城市应采取不同措施提高生态效率,推进城市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Conservation Success as a Function of Good Alignment of Social and Ecological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How to create and adjust governing institutions so that they align (fit) with complex ecosystem processes and structures across scales is an issue of increasing concern in conservation. It is argued that lack of such social‐ecological fit makes governance and conservation difficult, yet progress in explicitly defining and rigorously testing what constitutes a good fit has been limited. We used a novel modeling approach and data from case studies of fishery and forest conservation to empirically test presum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nservation outcomes and certain patterns of alignment of social‐ecological interdependences. Our approach made it possible to analyze conservation outcome on a systems level while also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how individual actors are positioned in the complex web of social‐ecological interdependencies. We found that when actors who shared resources were also socially linked, conservation at the level of the whole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was positively affected. When the scales at which individual actors used resources and the scale at which ecological resources were interconnected to other ecological resources were aligned through tightened feedback loops, conservation outcome was better than when they were not aligned. The analysis of individual actors’ positions in the web of social‐ecological interdependencies was helpful in understanding why a system has a certain level of social‐ecological fit. Results of analysis of positions showed that different actors contributed in very different ways to achieve a certain fit and revealed some underlyin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ctors, for example in terms of actors’ varying rights to access and use different ecological resources. El Éxito de la Conservación como Función de una Buena Alineación de Estructuras y Procesos Sociales y Ecológicos     

环境正义研究前沿及其启示

环境正义不仅是重大的现实问题,也是不同学科和领域研究的焦点。通过对国内环境正义研究文献的梳理,比较分析环境正义所涉学科、内容和方法后发现：环境正义研究呈现出多学科视角、多元化主题和学科交叉趋势,但研究体系不够完善,缺乏理论创新;亟待构建中国特色环境正义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总结中国环境正义研究案例和解决模式;环境正义概念多而不统一,混杂而不明确,需进一步厘清和辨明;考虑多维内涵、多重维度和多维原则,建构和完善环境正义概念体系;环境正义问题主要表现在多尺度区域和多类型群体两个层面,环境强势群体（区域）与弱势群体（区域）的环境权责不对等是焦点;城乡环境正义问题广受关注,需加强经济弱势地区和环境弱势地区环境正义研究;解决环境正义问题的政策措施缺乏系统性考量和可操作性,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和地方情境中探讨环境正义及其解决之道是重点;按照问题的轻重缓急,分区域分群体逐步消除环境不正义;环境正义评价标准欠缺,不同学科数据和方法交叉融合不足。未来环境正义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建构一个问题导向的、跨学科交叉的环境正义理论框架;精确表征和测度环境（不）正义;模拟多尺度、多主体的环境正义演变过程;基于地方性加强环境正义的典型案例研究。     

全球跨界水合作的时空结构：领域变迁与尺度分异

在当前全球性淡水危机加剧、水冲突频发的背景下,跨界水合作成为化解水危机,实现国家间和平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利用跨界水条约数据,基于网络视角,从全球尺度、区域尺度与国家尺度对跨界水合作的时空结构进行研究。结论如下：（1）1820—2017年全球跨界水合作持续增多,覆盖范围明显扩大,合作领域从边界与水量向联合管理与水质保护转变,合作目的由以规管性为主导向规管性、程序性和原生性并进转变。多边合作与跨界地下水合作是当前全球跨界水合作的发展趋势。（2）同一时期五大洲跨界水合作发展进程与侧重领域存在较大差异;尽管全球跨界水合作网络涵盖的流域与国家日益增多,但其流域覆盖率仍较低。（3）1820—2017年全球跨界水合作网络大致经历了“网络形成—网络扩张—网络分化”三个阶段;欧洲国家间的跨界水合作联系相对较强,亚洲国家在跨界水合作网络中也愈发活跃,区域性与全球性并存是当前跨界水合作网络的重要特征。伴随着亚洲国家日益增长的跨界水合作需求,中国应充分发挥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作用,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跨界水合作,不断提升自身在全球跨界水资源合作领域的地位。     

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预测的核心问题探讨

城市生活垃圾问题严重威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其产量和成分的预测已成为生活垃圾管理研究的热点,是生活垃圾管理体系规划、实施和优化的基础。文章总结了城市生活垃圾预测的基本框架,认为尺度、因素和方法是三大核心问题。在界定研究的时空尺度基础上,概述了国内外影响生活垃圾产生的因素,将其分成内在、社会人口学、个体、自然和政策5类,列举了回归分析、时间序列、灰色系统模型和系统动力学等预测方法的原理、特征和应用,并展望了未来研究重点和发展方向。     

规模化养殖环境影响评价实证研究

随着畜禽养殖业的发展,养殖废弃物的产生量逐年增加,对环境的影响日益严重,为控制和治理养殖污染物的排放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通过对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编制依据、评价标准的介绍,并以阜康市某规模化肉牛养殖项目为例,对其运营期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并提出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为环保部门和企业的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并为规模化养殖项目污染的预防治理提供实践经验,最大限度降低项目建设对周围环境的不利影响,推动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天宝岩自然保护区森林景观格局与环境关系的尺度效应分析

为揭示景观格局内演机制,在3S技术平台支撑下,借助TM遥感像图、植被分类图和二类调查数据,并引入CCA(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排序方法,对天宝岩森林景观格局与环境的关系及其尺度效应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取样尺度的递减,排序轴各特征值之和呈增大趋势,依次为:3.137、3.349、3.484、4.660及4.848;而累积景观–环境解释量和景观–环境相关系数皆呈先增后减的趋势,分别在scale3和scale2达到最大;景观类型分布呈现较为明显的纬度梯度变化规律(纬度与第一轴的相关系数:-0.2019~-0.3789)和垂直分布规律(海拔与第一轴的相关系数:-0.3218~-0.4760),其中沿纬度梯度上分布的景观类型依次为:竹林、落叶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农田、常绿阔叶林、山顶矮曲林、常绿针叶林、泥潭藓沼泽、灌草丛;在较低海拔上分布的景观类型主要有竹林和农田,在较高海拔上分布着泥潭藓沼泽、灌草丛和山顶矮曲林;景观格局与环境关系具有尺度效应,环境因子对景观格局分布的影响程度随着尺度的变化而变化.图2表2参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