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整理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

农地整理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是优化配置土地资源的重要手段,但我国的农地整理效率亟待提高。在农地整理项目实施中,村组干部是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共同代理人。本文运用共同代理模型从理论上进行推演,认为在委托人利益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委托代理双方利益达到次优均衡;而当委托人利益目标发生背离时,共同代理人的行为出现偏差,农地整理项目的效率降低。并通过多元定序变量回归分析,基于湖北省调查数据证明该理论推导。研究结果显示,影响农民评价农地整理工程质量的主要因素是农民身份、项目的规划设计与施工质量、农民的农地整理参与程度及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研究结果说明,地方政府与农民在农地整理中的利益目标不一致,属于异质的委托人,且两者地位悬殊,地方政府属于强势委托人,而农民则是弱势委托人。作为共同代理人的村组干部在利益抉择中会选择与强势的地方政府合作,并进行利益合谋,最终导致农地整理工程质量低下。研究结论如下:1打破现有农地整理中的共同代理关系,促使地方政府转变职能,强化其代理服务意识,与农民组成利益一致的同质委托人,避免共同代理人与强势委托人的利益共谋,从而提高委托代理效率。2构建完善的农民参与体系,激发农民的参与热情,并将农民的有效参与作为农地整理后评价的重要指标,促进地方政府履行应有职责。3建立健全农地整理项目的社会监督制度,尤其是强化项目区农民的社会监督力量,有利于显化代理人投入和行为,减少道德风险,提高农地整理效率。     

加大行政奖惩力度是中国环境绩效改善的主要原因吗?

"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时期,中国单位GDP能耗、SO_2排放总量、COD排放总量等节能减排指标均实现了国家规划目标,这与"十五"计划三项指标均未完成形成鲜明对比。现有研究对此的解释存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不一致。其重要原因在于现有研究将环境绩效改善的原因完全归于行政奖惩所体现的正式制度的作用,而忽视了非正式制度对节能减排绩效的积极影响。本文建构了以包含正式激励和非正式激励的二元委托代理激励模型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利用基于717名不同级别官员的问卷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方法对上述模型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与约束性指标相关的正式制度中规定的11项奖惩措施所产生的激励对官员的环境治理行为力度并没有显著影响,而体现为顺应中央政府导向和上级领导注意力所代表的非正式制度激励对官员环境治理行为力度产生了显著影响。非正式制度激励对环境治理行为力度的影响存在两条路径。在第一条路径中,官员压力是中介变量,即非正式制度产生对官员压力的影响,官员压力又进一步影响官员环境治理行为。在这一路径中,晋升偏好、服从偏好为正向调节变量,正式奖惩的执行严格程度为负向调节变量。这一路径表明,官员晋升偏好越强、正式奖惩执行严格程度越弱,非正式制度激励对地方官员压力的影响越大;官员服从上级偏好程度越强,官员压力对环境治理行为力度的影响越大。在第二条路径中,非正式制度激励被认为直接影响环境治理行为力度,服务偏好是正向调节变量。这一路径表明,地方官员为人民服务的偏好越强,非正式激励对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越大。本文的研究发现调和了环境政策执行领域的理论冲突,为深化对中国"压力型"体制的理解提供实证证据。     

区域龙头企业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影响研究

当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对企业实施规制,政府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龙头企业的经济利益冲突时,政府的规制行为与规制效率是否会受龙头企业影响?已有的研究较少涉及这一公共管理的重要问题。本研究从环境规制视角出发,基于1999—2013年的中国31个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数据,在省级层面实证检验了当存在利益冲突和规制能力约束时,区域环境规制水平是否会受到龙头企业以规模衡量的能力影响;如是,其方向和机制又是什么。本文研究发现:(1)龙头企业规模越大,区域环境规制水平越严格;(2)龙头企业规模对区域环境规制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路径实现,一是龙头企业所在行业的区域经济地位,行业的区域经济地位越重要,越容易引来政府的环境规制关注;二是龙头企业在所在行业的经济地位,某企业在行业的比重越高,越容易引来政府的环境规制关注;(3)龙头企业规模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间关系是政府有限环境规制能力有效运用的结果,当政府规制能力不足时,政府在规制中会"抓大放小",重点加强对龙头企业的环境规制;随着政府规制能力上升,企业规模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的正相关关系不仅回归系数会逐步下降,而且会在统计上不再显著;最终,当政府掌握充分的环境规制能力后,企业的规模可能会在降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上发挥一定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当政府与企业存在利益博弈时,政府的利益首先得到满足,仅当政府的利益得到满足后,企业才可能利用其实力影响政府规制以获取规制利益最大化。本文的研究一方面消除了"政商勾结"污染环境的忧虑,另一方面也提示要严格限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利益诉求范围。     

论生态文明政府及其建设

建设生态文明是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国家战略。政府作为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法定的环境"守护神",理应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独特的作用。鉴于政府具有行政主体和机关法人的双重人格,相应地,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亦应担负双重角色,即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者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者。据此,提出以"生态文明政府"作为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双重角色有机统一体的政策理论;并将其界定为,既依法履行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者的责任,又切实担负起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者的义务,使所辖地区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三生"共赢状态的政府。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者,政府一方面要发挥自身的优势,推动权力机关、审判机关、法律监督机关按照各自的职能和职责,参与生态文明法制建设;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推动相对人投身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者,政府应当率先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在摈弃与生态文明理念相抵触的不良行为的同时,从绿色政府采购、绿色建筑、绿色办公、绿色出行等方面践行生态文明,对公众起到引领作用,促使生态文明理念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示范者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开展的绿色政府行动计划,在规范建设和实施体制等方面,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根据我国的国情,建议从顶层设计入手,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式,循序渐进推动生态文明政府建设,并将实施绩效向社会公布。这既是对生态文明政府建设的监督,也是对全社会最好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总之,建设生态文明政府,要以提升政府的生态文明建设能力为出发点,以促进全社会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为落脚点。只有建设生态文明政府,才能建成生态文明社会。     

浅谈中国特种设备检验机构风险规避制度

探讨检验机构、政府、企业三方的利益关系,以及检验机构如何规避风险成为政府当前关心的问题。从事业单位改革的角度来看,检验机构分为三类,通过价值链条表现为检验机构、政府、企业三方的利益关系既有一体的成分,也有独立的成分。建立以检验机构相互保险为立场的公营保险是一种可能的检验机构风险规避制度。     

Assessing municipal-level governance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in KwaZulu-Natal,South Africa

The 2011 Durban Adaptation Charter for Local Governments calls on local governments, worldwide, to institutionalise climate response, with the aim of minimising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local livelihoods and vulnerable communities. This paper, through the use of case studie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document review, assesses how three non-metropolitan municipalities in KwaZulu-Natal, a district municipality, and two local municipalities under its jurisdiction, are responding to this call.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while the municipalities have adopted measures to institutionalise climate responses, the responses are relatively new and implementation is slow, complex and fraught with limitations and competing demands. Furthermore, there appears to be a lack of co-ordination of responses between the two levels of government, which has the potential to lead to duplication. Given the multi-scalar nature of climate change, emphasis on co-ordination and the inclusion of all municipal depart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sponses is necessary.     

非营利性组织发展与我国政府治理

本文从非营利性组织与政府治理的关系出发,分析了非营利性组织在政府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并通过对非营利性组织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了在完善我国政府治理过程中发展非营利性组织的政策建议。     

准确把握循环经济要义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我国化解资源环境约束、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循环经济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但实践中,有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在用循环经济变革传统发展方式方面还存在种种误区,以致于严重偏离了循环经济的真正目标。通过对循环经济的目的、思路、实践、思想等内容的阐释,帮助人们准确把握循环经济要义,为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参考。     

农村污水治理政府组织实施模式创新研究——以县域为基本单元

目前,中国农村污水治理面临体制机制障碍和政府组织实施等诸多难题.县域是具备财政统筹和政策制定能力的最基本行政区划,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组织实施农村污水治理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为此,需要厘清县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组织实施责任,注重农村污水处理工程设计管理、工程施工管理、工程资金管理以及农村污水处理工程的长效运行管理.这种“过程管理”,能够解决农村污水治理的组织实施难题,改善农村地区水环境和卫生状况,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水权制度选择理论——基于交易成本、租值消散的研究

水资源配置大致存在完全政府配置、完全市场配置和准市场配置3种模式。中国正处于水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水资源配置制度有从完全政府配置转向依靠市场配置的趋势。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和租值消散理论可以为新的水权制度的设计和选择提供依据。水资源的不同配置制度对应着相应的交易成本,相对较好的制度应该能在扣除交易成本之后获得较多的社会净租值。目前我国水资源管理的当务之急是根据经济理性,科学地界定好水资源的公有和私有权利,并由完全政府管制向市场体制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