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网络嵌入、创业者能力对小微企业成长的影响

小微企业作为老百姓自己的企业成为人们创业首选。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具活力的形态的小微企业其成长的经济和社会意义凸显,受到人们的关注。事实上,近90%的小微企业还没有完美展现其生命周期就面临死亡,构建双重网络嵌入、创业者能力提升研究框架,探讨双重网络嵌入与创业者能力互动使小微企业如何跨越生命周期陷阱更显理论必要。     

双重预防机制构建理论与实务探究

为明确双重预防机制基础理论,形成一套切实有效的构建方法与程序,采用文献分析、定性分析、思辨分析、模型构建等方法,辨析双重预防机制的关键概念(风险点、危险源、风险、事故隐患),分析其内在逻辑关系,并构建逻辑关系模型;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通用的双重预防机制构建方法与程序。分析结果显示：危险源分为根源危险源与状态危险源,险兆事件是潜在状态危险源的现实表现,风险管控的核心是防止潜在的状态危险源演变为现实的险兆事件;危险源辨识过程中根源与状态危险源分别细分为2种类型、5种表现形式,且事故隐患与控制措施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双重预防机制构建程序分为5个构建阶段,包含16项工作内容、13项输出成果。     

发达国家劳务派遣用工规制

劳务派遣在各主要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一个从全面禁止到确认合法但从严规制,再到逐渐放宽的过程。为了避免用工单位滥用劳务派遣,各主要发达国家都保持了相对谨慎的态度,将劳务派遣限定在＂临时性用工＂范围内,并限止其发展规模,注重保护被派遣劳动者的法定权益,注重培训和管理,并积极利用劳务派遣去规范临时性用工和非全日制用工。同时,国际劳工组织也在新的国际劳工标准《2006年雇佣关系建议书》中明确要求其成员国政府,要保护以无良劳务派遣为典型形式的＂隐蔽雇佣关系＂中的劳动者。     

大渡河干海子滑坡稳定性研究

干海子滑坡位于大渡河流域,规模巨大.为研究该滑坡的稳定性,在对滑坡基本特征及变形破坏特征等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极限平衡法(Geo-slope软件)和有限差分法(FLAC-3D软件)对该滑坡的稳定性和应力应变特征进行了计算、模拟.稳定性计算模拟主要从深层、浅层及局部稳定三方面入手分析,计算模拟结果与滑坡的宏现地质现象均...     

新《环境保护法》对重污染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基于政治成本假说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新《环境保护法》实施这一外生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个方面实证检验了政治成本对重污染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相比于非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面临更高的政治成本,其进行了显著的向上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向外界传递了企业未来发展良好的信息。上述研究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①基于产权性质的分析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在非国有企业的子样本组中更为明显;②基于企业规模的分析表明,小规模重污染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向上应计盈余管理,但不同规模重污染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没有显著差异;③基于市场竞争程度的分析表明,高市场竞争环境下的重污染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向上应计盈余管理,低市场竞争环境下的重污染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向上真实盈余管理;④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重污染企业倾向于向上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本文研究结论与西方的“政治成本假说”并不相符,为中国情境下的“政治成本理论”发展提供了另一种证据,同时为进一步加强新《环境保护法》的环境规制效果提供了决策参考。     

技术创新约束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科技创新作为经济社会低碳化转型的重要引擎,环境规制作为填补环境方面市场失灵的重要方法,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以双重环境规制为视角能为此研究提供新思路。文章选取2004—2019年的面板数据考察技术创新约束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在中、低技术创新水平区时,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悖论效应”占主导地位。在高技术创新水平区时,正式环境规制的“倒逼减排效应”开始凸显,逐渐抵消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悖论效应”负面影响,但不显著,具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此时,正式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双重门槛特征。②在中、低技术创新水平区时,非正式环境规制也表现出“绿色悖论效应”。在高技术创新水平区时,非正式环境规制作为正式环境规制的重要补充对碳减排效应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双重门槛特征。③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逐渐提高,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逐渐增大,表现出强制减排效应,呈现出倒“V”型单一门槛特征。④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存在一定的“时间惯性”,呈现出“雪球效应”,且在邻近地区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⑤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及其交互项在不同技术创新水平下呈现出空间极化现象。因此,政府在推进正式环境规制方法创新以及规制执行力度的同时需要加强非正式环境规制实施力度,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以及反馈渠道。构建区域协调机制,形成地区间共同发展、协同管理的联合控污治污格局。     

碳汇造林项目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吗?--基于四川县域面板数据的PSM-DID实证研究

林业是重要的碳汇资源,在减缓全球气候变化、改善自然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林业碳汇的重要实现形式,碳汇造林项目兼具生态保护、促进经济发展与贫困减缓等重要功能,其实施成效究竟如何需要进一步验证。为此,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碳汇造林项目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利用2000—2016年四川47个县域的面板数据,采用PSM-DID模型估计了碳汇造林项目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平均效应和动态效应,并对其影响机理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①碳汇造林项目的实施显著地促进了地区实际GDP和人均实际GDP的增长,这一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囿于项目周期较长,此促进作用在短期内尚不能立竿见影,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且实施的时间越长,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大;③碳汇造林项目主要通过优化当地产业结构、提高居民储蓄率、提升地区政府财政收支水平等途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因此,为更好地发挥碳汇造林项目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应继续拓展碳汇造林项目的覆盖区域,加大专项投资力度,引导碳汇造林项目向生态脆弱的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在更加注重碳汇造林项目的长期效应的同时,应建立完善项目运行的长效稳定机制,防范潜在的自然与市场风险,保障项目对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期驱动力;加快改善地区的融资环境,鼓励居民和企业将储蓄和融资能力有效转化为投资能力,充分依托碳汇造林项目促进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果与机制检验

金融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改善企业环境绩效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并实现全面绿色转型的战略重点,绿色信贷政策是新发展格局下通过金融资源配置改善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实践探索。该研究在构建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环境绩效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以及中国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并使用2000—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①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改善效果,即绿色信贷政策可以减少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这一核心结论经过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更换衡量指标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可靠。②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创新补偿效应”“融资约束效应”与“遵循成本效应”改善企业环境绩效。③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作用因企业的规模、所有制与行业技术复杂度、竞争度以及地区金融发展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④该研究不仅从行业层面分解排污强度指标,对资源再配置引发的行业内结构效应进行考察,而且从企业层面测算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探讨市场选择机制引致的企业进入或退出。该研究对实现企业全面绿色转型、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

用能权交易制度是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能否通过完善用能权交易制度驱动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进而发挥科技创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撑作用？这是当前亟待检验的问题。该研究以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用能权交易制度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用能权交易制度能显著驱动企业低碳技术创新,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②进一步甄别融资机制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通过加大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缓解市场融资约束以及强化企业研发投入等多方协同的融资模式驱动企业低碳技术创新产出;不同融资机制的驱动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市场融资约束的机制效应最为显著,其次为政府补助,企业研发投入和税收优惠的机制效应较小。③异质性分析表明,试点省份对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响应不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浙江省和福建省低碳技术创新发挥显著的驱动作用,而对河南省和四川省的作用效果不明显;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因产权性质、行业耗能、企业规模等企业特征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对于耗能水平较高的行业、规模较大的国有类型企业,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更显著。该研究立足于企业低碳技术创新视角,为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效果提供了微观证据,并指出用能权交易制度效能的发挥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的多方协同发力,为完善用能权交易制度体系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实践逻辑与效果检视

跨省流域间污染纠纷频发多发的现象,折射出流域治理中地方政府间长期存在的“重竞争、轻合作”的博弈问题,反映了加强协同治理推进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我国推行了一项重大的政策革新——跨省流域生态补偿。那么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是如何实现流域协同治理以及其政策效应如何,亟需得到回答。将跨省流域生态补偿作为一项准实验,探讨其实现流域协同治理的逻辑进路,并基于2007～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了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跨省流域生态补偿,可以很好的平衡中上下游、左右岸不同地方政府在流域治理中成本收益不均衡的问题,是实现流域协同治理的有效制度安排。(2)开展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显著提高了地区的水生态韧性水平,已然成为了当下流域协同治理实现互利共赢的新道路。基于研究发现,分别从构建我国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健全市场化多元化流域补偿体系,以及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法制化体系建设3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