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投融资模式创新需求

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是解决传统生态治理项目公益性强而经济效益较差的重要手段。本研究总结了“EOD+PPP”模式、投资人+EPC模式、ABO模式、政府专项债券和创新型贷款模式等五项模式的特点与应用案例,并从地方政府支出角度剖析了各种模式的适用条件。本文认为,当前 EOD模式的运行难点包括:产业培育周期较长,投资回报不确定性较大;开发存在诸多风险因素,缺少标准化制度体系;金融机构缺乏积极性,配套投融资考评体系建设不足。最后提出 EOD模式创新的政策建议,通过关联产业一体化实施、协同生态价值实现机制、强化风险管控评估、规范应用投融资模式为完善EOD投融资模式创新提供思路。     

气候变化损失损害谈判：现状与新焦点

气候变化损失损害问题一直是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最关注的气候谈判议题。损失损害是指超出适应极限的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在过去三十年的谈判中,在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的持续推动下,损失损害发展成为独立的谈判议题,后续也建立了损失损害的治理机制。但是,各方对如何深化现有机制存在分歧,重点反映在圣地亚哥网络模式与架构设计方案、损失损害的国际法地位及其赔偿责任、资金机制的出资使用及管理方法、参与全球盘点模式以及缓发事件和非经济损失五个方面。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气候变化损失损害,也是高排放的新兴发展中国家,需坚持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进行谈判,以促进的方式推进治理,同时要求发达国家承担相应责任,反对将议题变相泛化至责任和赔偿领域。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政策困境与完善路径

我国面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与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协同治理”政策体系需在现有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体系上嵌入“降碳”政策目标,“降碳”和“减污”涉及的规范、资源和工具等制度性要素将在“协同增效”目标下重新协调整合。“减污降碳”在政策理念、政策工具、政策主体等层面均对传统污染防治政策系统存在路径依赖,可能导致决策科学性不足、规制失灵、政策可持续性较差、政策僵化、市场主体投入不足等问题。故此,需加快完善“协同增效”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多元政策工具统筹协同、优化差异性政策的管理协同。     

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立法保障

我国碳达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治理体系主要由中央顶层政策加地方创新政策构成。随着“双碳”进程的推进,对不同措施之间的一致性、政策目标的稳定性、行为主体权利义务边界的清晰性要求将越来越高。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以合法性来源的明确性、法律文本的稳定性、判决结果的一致性、立法程序的正式性塑造“双碳”治理的稳定规范预期。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体系统筹需求包括：形成“碳中和”远景目标的政策共识、权责有序的管理框架、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并以此衔接相关部门法中涉“碳”规定。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外部治理功能可以通过重点制度的构建来实现,包括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涉碳金融制度、气候变化信息规制与风险评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