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维、肖氏硬度的相关关系

进行了布、洛、维、肖氏硬度之间的回归分析,建立了洛氏硬度与布氏、维氏、肖氏硬度之间,以及布氏硬度与维氏、肖氏硬度之间的回归关系式.     

个体防护装备管理软件的研制与开发

使用个体防护装备是为了预防工伤事故和职业病而采取的一项预防措施,关系到每个一线职工在生产作业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因此个体防护装备必须按时、按量、及时发放到职工手中.但由于个人防护涉及的对象多、工种繁杂、标准不一,这就给个体防护装备的发放管理带来了许多困难.多年来个体防护装备的管理一直沿用手工建立各种帐册的方法,使这项工作效率低,时有漏发、晚发的问题.为此,我们研制开发了““个体防护装备管理““软件,经过一年多的使用,效果良好.     

碳酸钙和海泡石组配对水稻中Pb和Cd迁移转运的影响

为研究组配改良剂LS(碳酸钙+海泡石)对农田土壤重金属Pb和Cd的固化效果以及水稻各部位吸收累积Pb和Cd的影响,在湘南2个矿区(矿区A和矿区B)附近污染稻田中施用了不同添加量的LS (0、2、4和8 g/kg),并进行了水稻种植的田间实验。结果表明,(1)施用2~8 g/kg的LS能使矿区A和矿区B土壤pH值分别增加1.11~1.95和1.61~2.31个单位,能使矿区A和矿区B土壤中Pb和Cd的TCLP提取态含量分别降低18.6%~62.7%、15.7%~37.1%和38.6%~66.7%、0~76.6%。(2)LS能不同程度地降低水稻各部位重金属含量。矿区A糙米中Pb和Cd含量降低9.4%~35.6%、56.1%~66.8%;矿区B糙米中Pb含量降低14.4%~36.6%,而Cd含量变化不明显。(3)LS对水稻中Pb和Cd在各部位之间的转运系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Pb和Cd从茎叶到谷壳的转运系数最大,说明水稻茎叶对重金属的转运能力最强。(4)LS添加量为8 g/kg时,Pb和Cd从谷壳到糙米的转运系数最小,且糙米中Pb和Cd含量最低。     

盾构隧道施工对邻近建筑物差异沉降与扭曲变形影响分析∗

针对盾构隧道施工侧穿既有建筑物问题,结合南京地铁一号线北延段工程,以盾构隧道侧穿某浅基础建筑物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建筑物沉降实测数据进行分析,并利用Plaxis 3D 软件建立数值模型,研究了隧道距建筑物不同水平距离和盾构以不同角度穿越对建筑物差异沉降与扭曲变形特征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盾构开挖面逐渐接近建筑物,建筑物差异沉降及扭曲变形逐渐增大;差异沉降量在盾构机通过时达到最大值,之后趋于稳定,而扭曲变形峰值出现在盾构开挖面到达建筑物中点截面位置时,随后逐渐减小;当建筑物中心至隧道轴线的水平距离与隧道外径之比L/D=0.5~2 时,建筑物差异沉降量较大,在L/D=1.5 时达到峰值;当盾构穿越夹角从θ=0°增大至θ=90°时,建筑物最大差异沉降量不断增加,而最终扭曲变形值则先增大后减小,在θ=45°时扭曲变形达到峰值。研究结果可为盾构隧道侧穿浅基础建筑物时相关类似工程提供参考。     

聚硅酸硫酸氯化铝铁絮凝剂的制备及絮凝性能

以粉煤灰为原料制备了无机高分子絮凝剂聚硅酸硫酸氯化铝铁(PSiAFCS),用PSiAFCS处理以硅藻土为原料配制的模拟废水.实验结果表明,在n(Al3+):n(SO4-2)=11、PSiAFCS加入量为2.5mg/L、废水pH为6.0～11.0,温度为60℃、静置时间为20 min、废水初始浊度为50.00～500.00 NTU的范围内,PSiAFCS的絮凝效果良好,浊度去除率大于96%.PSiAFCS对赣江水的浊度去除效果优于聚硅酸氯化铝铁(PSiAFC)和聚合氯化铝(PAC).PSiAFCS加入量为2.5 mg/L时,水样的剩余浊度最低,为0.52 NTU,浊度去除率达98.27%,达到GB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浊度小于1.00 NTU的要求.     

The effect of conservation tillage in managing climate change in arid and semiarid areas—a case study in Northwest China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for Global Change - Coastal cities are exposed to high risks due to climate change, as they are potentially affected by both rising sea levels and increasingly...     

前车之鉴--访美国环保协会首席经济学家杜丹德先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发生过不少环境重大事故,有的造成了较大的人员伤亡,有的还是发生在国外。但如今,美国在应对环境危机的各个方面,如立法、机构、人员培训、行政程序、信息披露等方面都走在了世界的前面。那么,过去的几十年,美国又是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路程？他们遇到了怎样的困境？社会对此又有什么反应？近日,我刊对美国环保协会中国项目首席经济学家杜丹德（Daniel J．Dudek）博士进行了采访。[编者按]     

应对环境突发事故亟需日常风险管理--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1世纪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薛澜教授

一直以来,中国人就不太习惯或不敢用危机这样的词汇来讨论国家面临的种种挑战。其实即便从哲学角度来看,危机也未必完全是坏事,危机往往是生机、转机的开始,危机实际上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就是这个道理。 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创造了一个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但与此同时,各种社会问题也不断显现出来。此外,按照一般规律,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人均GDP达500美元至3000美元时。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效率与公平等社会矛盾较为严重的瓶颈时期,此时比较容易造成社会失序、经济失调、贫富悬殊、心理失衡等问题,形成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危机事件的多发期。 古人说：“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存而不忘亡”,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治国安邦”的重要经验。因此,在中国社会上下努力、转变政府职能,彻底改变旧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思维模式的情形下,借鉴其他国家的危机管理体系的实践经验,我们就能将环境突发事件防患于未然,并逐步形成环境危机管理的初步机制。[编者按]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nternatlonal Fund for Animal Welfare,简称IFAW）创立于1 969年,是全球最大的动物福利组织之一,总部位于美国的马萨诸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