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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进城农村剩余劳动力群体的异质化特征越来越明显,虽然就业与收入仍旧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因素,但是环境质量、公共服务水平也成为劳动力迁移决策的重要考量指标。基于2012和2014—2015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显示:(1)近60%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都有着明确的居留意愿,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呈现稳步提升态势,但地区间差距较大;(2)房价、污染物排放增长率、高等教育招生增长率存在较大的省际差异。进一步利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研究发现:(1)房价、教育招生、空气质量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显著,每平米房价提高1 000元,居留意愿将降低1.573个百分点;(2)烟尘排放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降低3.270个百分点;(3)高等院校教育招生规模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提高0.222个百分点。研究认为,政府应该转变财政支出理念,由经济建设向社会服务支出倾斜,增加教育、环境治理、保障型住房建设等社会投资支出,进而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为流动人口创造更好的生活及发展环境,引导城镇人口空间集聚优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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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数字经济打破了集聚效应的空间限制,为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新思路。该研究以北京市为例,基于数字经济对城市承载力作用机理的理论分析,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和城市承载力指标体系,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与城市承载力的短期与长期间动态关系;选取2010—2020年北京市数字经济相关企业的上市信息作为数字经济的代理变量,运用加权平均中心分析（WMC）及标准差椭圆分析（SDE）方法,对北京市数字经济企业的空间演化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通过优化就业结构、创造就业岗位、提升交通效率、线上场景替代等路径,能够显著提升超大特大城市承载能力,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影响将会逐渐增强。(2)数字经济能够发挥较强的离心作用,促进相关经济活动向城市外围扩散,从而降低中心城区的承载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中心-外围”理论。总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升城市承载能力以及缓解中心城区承载压力两个维度推动“大城市病”治理,从而为超大特大城市人口政策调整和城乡区域发展策略优化提供科学依据。据此,该研究认为,应在促进超大特大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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