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治理到幸福：新时期乡村建设的价值重构

不管是从中央政府的政策意愿来讲,还是从基层政府的实践来看,乡村建设背后的关怀全都是国家的治理目标,其评估标准是政府治理绩效,在某种意义上与农民无关。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确定这样一种理念,即一切乡村建设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增加农民福利,提升农民幸福感水平。     

幸福:乡村建设的终极价值

乡村建设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启动而产生。对此,学界的讨论呈现出文化主义思路和经济主义思路两类,并基本上是在乡村经济发展的脉络里展开的。但事实上,农民已经开始在追逐一种现代的幸福生活。幸福才是进行乡村建设时应该问的首要问题。一、乡村建设的经典理路从上个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来看,当时乡村经济的衰败是一个基本背景。这在费孝通先生的著作里体现得较为明显,费先生关于乡土重建的思路和主张     

乡村建设的祛魅

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建设不仅是一个学术话语,更是一个道德话语,具有天然的道德优越性,甚至是一个意识形态话语,具有毋庸置疑的合法性。而在国家治理不断常规化、技术化的背景下,乡村建设必须祛魅化,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就像三农危机因为农业税的取消而消解一样,乡村建设运动也因为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出台而有了理性审视自身的机会和必要。笔者是新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观察者和参与者,在本文中呈现了乡村建设的诸多面相,希冀通过对乡村建设的反思和祛魅,让乡村建设回归自身,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演绎新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