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河保护区植被覆盖度时空动态变化及驱动因素

基于500 m分辨率MODIS NDVI数据和Landsat TM/OLI影像构建了辽河保护区2000—2018年的30 m植被覆盖度(fractional vegetation coverage,FVC)数据集,分析了辽河保护区划定前(2000—2009年)和划定后(2011—2018年)植被覆盖时空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2000—2018年,辽河保护区植被覆盖度整体呈微弱的增加趋势,2000—2009年植被覆盖度呈增加趋势,斜率为0.67%/a,而2011—2018年植被覆盖度呈波动下降趋势,斜率为-0.27%/a,植被覆盖度降低区域主要分布在地势较低洼的河道两侧;相对于2010年,辽河保护区植被在2012—2014年呈轻微的恢复趋势,但2015—2018年又出现了退化趋势。对比植被覆盖度的模拟值和实际值发现,2011—2018年人类活动对植被覆盖度的贡献率增至1.12%,其中2014年人类活动对植被恢复的作用明显。总体而言,辽河保护区划定以来,植被覆盖度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气候变化引起的;人类活动对植被恢复的作用为正向,植被恢复中人类活动贡献率高达8.42%。     

辽河保护区水资源供给服务及价值评估

基于实际监测数据,从水资源量和水环境质量2个方面估算了2013—2016年辽河保护区水资源供给服务及价值。结果显示,2013—2016年,辽河保护区水资源量供给服务变化较大,水资源量、超标污染当量和水资源供给服务价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均呈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2013—2016年,辽河保护区各监测断面超标污染当量均为正值,即在年尺度上各监测断面水环境质量均达到GB 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Ⅳ类水质的目标考核要求。从各监测断面来看,福德店断面水资源量和超标污染当量最低,水资源供给服务价值也最低,马虎山断面最高。2013—2016年,辽河保护区各月水资源供给服务价值和单位水资源量供给服务价值变化较大,且二者的变化过程有较大差异。以福德店和六间房为例的月评估结果显示,2013—2016年2个监测断面的逐月超标污染当量和水资源量变化过程基本一致,但多年平均月水资源供给服务价值和单位水资源量供给服务价值有所不同。     

高寒内流河源头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实践——以青海省祁连山疏勒河—哈拉湖汇水区为例

通过分析青海省祁连山疏勒河—哈拉湖汇水区山、水、草、田(天然牧草地)、湖之间的内在关系和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围绕布哈河、疏勒河、大通河三河河源区、疏勒河河源—出境段及哈拉湖东岸等重点区域,以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湿地保护、黑土滩型退化草地综合治理、沙化土地治理、退化草场改良、草地生态系统破碎化治理、草原鼠害防控、人口聚集区环境综合整治及河道生态修复治理等为重点工程,提出提高水源涵养功能、修复破碎生境和提升生态环境功能三大重点任务,探索推进高寒内流河源头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以期构建生态安全格局,重塑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屏障功能,切实保障西北内陆地区和国家生态安全。     

辽河保护区土壤保持功能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土壤保持是生态系统提供的调节服务之一,在维持生态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辽河保护区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国土壤流失方程(CSLE)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开展土壤保持功能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2010—2018年辽河保护区土壤以微度和轻度侵蚀为主,土壤侵蚀量呈降低趋势,土壤侵蚀严重的区域主要位于河流两侧及下段;土壤保持功能不断增强,土壤保持量较高的区域集中在河流上段和中段;土壤保持功能表现出随降水量、高程增加先减少后增加,随坡度和植被覆盖度增加而增加的趋势,在林地—耕地—草地—灌木林梯度上呈递减趋势;土地利用类型是影响辽河保护区土壤保持格局的主导因素;土地利用类型为耕地,降水量为657~735 mm,坡度为35°~68°,高程为-73~-26 m,植被覆盖度为0~0.3时,土壤保持能力最低,坡度和土地利用类型的交互作用对土壤保持能力变化的解释力最强。     

2015—2017年“2+26”城市生态文明发展水平评估及动态变化分析

“2+26”城市是我国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点地区之一.为量化评估“2+26”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在全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评估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评估技术方法,基于双基准渐进法评估了2015年和2017年“2+26”城市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揭示了该区域生态文明发展的短板;对比分析了2015—2017年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年际变化及其主要原因,特别是空气质量改善对该区域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提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2017年“2+26”城市生态文明中国指数（ECC）得分为64.98分,整体上达到一般水平,但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以及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依然存在生态环境质量较差、区域与城乡发展不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协调等短板.②2015—2017年“2+26”城市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ECC得分增加了3.64分,高于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及全国平均水平,地表水环境质量、主要水污染物排放强度及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是其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贡献指标.③2015—2017年“2+26”城市空气质量改善不明显,对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提升的贡献相对较小,这可能与气象条件变化、大气治理成效的滞后效应有关.研究显示,“2+26”城市生态文明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依然存在突出短板,应优化国土生态空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协同发展机制,补齐短板,从而进一步提升生态文明发展水平.      

近70年来黄河流域生态修复历程及系统性修复思考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在气候变化与人为干扰不断加强下,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生态问题凸显,高效生态修复是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重要举措。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历史时期黄河流域自身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总结出我国不断探索科学治理黄河流域的“水沙调控治水害、水源涵养治断流、系统修复维健康”3个阶段历程。黄河流域通过3个阶段重点工程的生态治理,取得良好的成效,但在流域系统性修复方面仍面临挑战。基于生态修复系统性思维,提出构建包含流域生态空间系统性、生态要素系统性、生态产品价值系统性、生态监管系统性4个方面的系统性修复框架,并在该框架指引下提出黄河流域高水平保护的建议：根据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立地条件,开展系统修复治理、分区施策,整体提升流域生态服务供给能力;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开展生态要素系统性治理,优化山水林田湖草沙配置;推动形成“自然资源-修复主体-修复模式-修复空间-价值链条”5个维度协同的生态修复下生态产品价值转换的复合系统;以恢复主导生态功能为目标,构建黄河流域生态修复全过程、系统性监管体系。

     

不同规格芦苇沙障生态保护成效研究

沙障是减缓地表风蚀、保护地表植被的重要措施之一,为筛选适宜呼伦湖流域沙地风沙防治的芦苇沙障设置模式,试验按照行距1、1.5、2 m的带状以及1 m×1 m、1.5 m×1.5 m、2 m×2 m的方格状共设置6种不同规格芦苇沙障,选取防风效能、表层土壤含水量、地表蒸发量、沙障内修复物种生长情况4个指标评估不同规格芦苇沙障生态保护成效。结果显示：方格状芦苇沙障生态保护成效高于带状芦苇沙障,其中方格状芦苇沙障平均防风效能、表层土壤含水量及地表蒸发量由高到低依次为1 m×1 m>1.5 m×1.5 m>2 m×2 m;对6种芦苇沙障模式内冰草〔Agropyron cristatum (L.) Gaertn.〕、披碱草(Elymus dahuricus Turcz. ex Griseb. in Ledeb.)和小叶锦鸡儿(Caragana microphylla Lam.)的植被生长情况分析显示,冰草在1 m×1 m方格状芦苇沙障生长较好。合理的沙障设置,不仅能够防风固沙,并且可减少土壤水分的流失。

     

基于矿山生态修复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要模式与路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以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与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手段,是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举措之一. 我国在该领域进行了诸多探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但开采或废弃矿山治理恢复率仍远低于国际水平. 为了提升我国矿山生态修复与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能力,本文对国内外基于矿山生态修复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经验进行了归纳总结. 结果表明:废弃资源利用、指标权属交易、新型产业导入是价值实现的主要模式,要素整合、区域统筹、产业融合是主要路径. 各地区在实施过程中通常结合自身实际采取多模式、多路径组合的方式推进,以达到资源的多元利用与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的多重显化. 总体而言,我国依托矿山生态修复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还处于起步阶段,应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不断健全成效评价标准体系和制度体系,推动修复矿山生态产品价值更加有序高效转化.      

2000—2015年三江源区生态系统服务评估

生态系统服务的定量评估是生态系统服务管理的基础,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生态补偿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三江源区是我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开展三江源区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明晰其价值,有助于三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依托卫星遥感影像、地面生态监测、统计数据等,分析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三江源区径流调节、水源供给、土壤保持、生态固碳、物种保育等生态系统服务。结果表明:15年间,三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力度不断加大,生态系统服务整体向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2000年的4 805.58 亿元增至2015年的5 379.79 亿元,增加幅度为12.5%;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别为121.66、123.43、141.49和136.20 万元/km²;与2000年相比,2015年55.5%的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明显提高,42.4%的区域变化不明显,仅2.1%的区域明显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