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区域经济差距

采用1998-2009年中国30个省市的人均GDP与当年全国人均GDP的差值作为区域经济差距指标,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观察了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动状况。从核密度图可知,我国区域经济呈现出收敛的态势;通过随机前沿模型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利用1998-2009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全要素生产率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前沿技术进步能够显著的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其中对于东部地区的效果较为显著,技术效率则能够扩大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政策含义是缩小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途径是加大对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技术支持;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而言,则应该是加大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地方支出比重。     

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与激励约束机制重构

系统梳理了中国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的来龙去脉和框架内容,着重指出存在的"稳"的心态和"退"的心态,根源在于激励和约束不足。从四个方面提出如何通过"结构性"改革实现转移支付制度的激励约束相容,助推生态功能区建设。     

长三角城市群的污染异质性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城市群作为城市发展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伴随着经济增长的负外部性,城市群建设也导致了城市群内部环境污染问题的日趋分化。本文基于中国2003—2017年26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将2010年发改委正式印发《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视作以政策推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建设的一项准自然实验,综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PSM-DID)评估了201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心和外围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显示:201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颁布后,长江三角洲地区确实表现出了类似“中心-外围”的发展模式,环境污染也随之转移。具体而言,造成了中心城市环境污染水平下降,外围城市环境污染水平上升,整体环境污染水平略有上升。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城市群建设推动了产业调整,第二产业转移到环境规制程度较低和技术水平落后的外围城市,第三产业则正好相反,从而造成了中心和外围城市环境污染变化的差异。带来的启示是:城市群建设要坚持从全局出发、统筹规划,推动城市群产业结构合理调整,实现共享发展。一方面,中心城市要发挥自己的辐射带动作用,帮助外围城市进行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外围城市也要严守环境底线,激发学习效应。此外,还要加强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产业合作,倒逼污染的联防和共治,从而实现环境的帕累托改善。     

生态补偿的财政政策研究

目前,我国整个生态补偿链条存在资源环境税费体系缺失、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等问题。需要建立资源税费体系,实现税制绿色化,完善财力均衡与生态激励相结合的纵向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推广跨流域(区域)的横向生态补偿转移支付。     

均等化进程中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构建

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环保公共资源配置和相应的制度机制供给,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规模、结构和方式影响甚至决定着均等化的进程和程度.目前,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整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最为缓慢的领域之一,这与当前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供给薄弱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前环境保护已经置于公共服务体系中更加明显的位置,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我国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现状评析及优化路径选择

财政是保障政府提供基本环境服务的重要物质基础,然而,从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来看,我国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在整个公共财政支出体系当中均处于弱势地位,还需不断优化环境保护财政支出路径,推动提高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提高基本环境质量。     

中国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的数量测度

本文在"投入—产出—受益"三维视角下构建了2003-2009年中国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数,并对中国式分权框架下的环境公共服务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这为在晋升体系中考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因素提供了有益的思路。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省级间环境公共服务绩效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东部地区环境公共服务绩效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较之经济落后地区、城镇化率高的地区较之城镇化率低的地区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水平更高。中国式财政分权并不影响省区间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产出水平和受益程度,但是存在"诱导"地方政府降低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内在激励,并造成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下降。政策建议是:政府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同时将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标纳入考核。     

贫困地区农民真的从“新农合”中受益了吗

基本公共服务受益均等化要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应有效地保障贫困地区的农民大致均等地享受该服务。本文运用边际受益归宿分析技术,实证测度了2007-2011年中国244个地级市(州)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来探究贫困地区的农民是否真的从新农合中受益。研究发现:第一,与富裕地区相比,贫困地区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更高。2007-2011年,最贫困地区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分别为1.287 8、1.179 3、1.065 9、0.985 7和1.202 7,最富裕地区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分别为0.751 8、0.671 6、0.597 6、0.888 8和0.922 9。第二,从动态角度观察,贫困地区与富裕地区新农合边际受益率的差值在逐渐缩小。2007年,最贫困地区和最富裕地区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相差0.536 0,2011年,这一差值缩小为0.279 8。第三,传统的平均受益分析低估了贫困地区的新农合受益水平。以2007年为例,通过平均受益分析得到的最贫困地区的受益份额为24.20%,而边际受益归宿分析结果显示,最贫困地区从整体新农合受益提高中增加的受益份额达到了32.20%,较平均受益份额高出8个百分点,亦即,贫困地区的农民从新农合服务的扩张中可以获得更大的受益,在新农合服务的缩减中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失。本文的结论表明,国家在新农合中"亲贫"的政策倾向更多地惠及了贫困地区,新农合的受益均等化程度越来越高。为保证贫困地区的农民在更大程度上受益,政府应实施"精准医保扶贫",加大新农合投入;多元化新农合服务供给渠道,加强地区间协调配合;优化新农合资源配置,完善对地方政府和相关官员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贫困地区新农合的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