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以下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环境保护激励效应

现有文献认为生态转移支付具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提升地方生态环境质量双目标,而目标的多样性会影响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效果及目标的实现。文章基于环保支出和农林水支出的中介与调节效应,对生态转移支付的生态环境目标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2010—2018年甘肃、贵州、湖北及河南四省的199个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表明:在样本期内,生态转移支付促进了地方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中国地方生态转移支付资金对辖区环境保护效果中,环境保护支出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农林水支出不仅调节了生态转移支付的地方环境保护支出效果,而且调节了环境保护支出对地方环境质量的影响。因此,由于地方政府具有环境治理信息优势,省以下制度目标更能体现辖区生态需求,省对县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会有效促进地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环保激励效应较为明显。同时,县级地方政府应该逐步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依赖,逐步转向经济与环境"双目标协同发展"模式。为了协同生态转移支付的双目标,"自下而上参与式决策"可以作为环境治理的有益补充,通过地方政府多元化实践改善环境质量。     

财政分权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程度的实证分析

财政分权体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权力分配关系,它可以通过支出分权度和收入分权度两个指标进行衡量。从理论上分析,大多数研究结论都认为财政分权与污染量排放存在负激励,但是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本文利用1998年到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财政分权与污染物排放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选取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衡量污染物排放规模的指标,选择支出分权度与收入分权度作为解释变量,选择人均GDP、人口密度、城市化水平、外商投资总额、工业化水平作为控制变量。本文还将所有省份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组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以支出分权度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与污染物排放规模负相关,且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以收入分权度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与污染物排放规模的关系从实证的角度来讲不确定。     

中国环境公共支出、技术效率与经济增长

在强调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协调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管制以及相关环境公共政策的有效性问题。由于市场制度环境、环境公共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差异,政府环境公共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本文从企业技术效率的角度,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计了地市级企业技术效率,基于联立方程组检验了环境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和传导机制。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环境公共支出中用于科研等技术开发性资助支出较少,没有对企业的技术效率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而现阶段中国环境规制水平普遍偏弱,制度质量和环境公共支出规模未能形成有效的外部创新激励,预期中的"波特假说"效应并不显著。因此,中国政府应在规模上进一步加大环境公共支出力度,大力提升环境规制水平以越过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U型拐点,在结构上提高在环境科研、环境生态信息建设、环境健康教育上的支出比重,充分发挥环境公共支出建设良好外部技术创新环境的积极作用。     

关于碳税设计中的次优选择研究

在众多气候保护政策中,碳税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减排措施。在现有的经济分析中,碳税更多地是从效率最大化的目标进行设计,建立碳税制度控制CO2的排放量,引导资源配置优化,实现环境外部成本完全内部化,甚至实现"双重红利"效应。但是,作为税制优化的一个重要环节,由于信息、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困难,以及财政收入目标的限制,碳税制度的设计必然带有一定程度的扭曲性,从而难以实现其效率最大化的最优税收目标。尤其在我国现行的税制环境下,必须在税制改革整体框架内考虑碳税制度的设计,正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税收收入、征管成本等多元化政策目标的内在矛盾。本文认为应该通过协调碳税制度效率激励与收入融资之间的冲突、引导碳税制度规避累退性、降低碳税制度征收成本与遵从成本等措施,实现碳税改革的次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