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左传》学主要研究情况述评

随着洋务运动和"西学东渐"之风的兴起以及中国由"闭关锁国"到"被迫开放"的痛苦蝶变,在学术界也闻到了来自海外的"鲜活气息"。当然,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左传》学研究更为多角度与多元化,也有多学科交叉互融的趋向。这种"杂糅"的气氛几乎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左传》学研究,甚而影响至今。     

中国古车文化之旅(三)

春秋战国的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车辆制造业有了快速的发展。《左传·定公十三年》记载:齐卫两国伐晋,齐侯想夸耀自己车马的豪华与精良,事先驾上专车"乘广"去约卫侯赴宴。席间,齐人谎称"晋军来袭",齐侯便赶忙邀卫侯坐上"乘广"。于是两君共坐一车,车上甲士环列。行驶了     

中国古代车文化之十五 车与政治(一)

<正>车与政治的关系主要集中在外交活动、政变、政治流亡与政治学说上。古代特别是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外事活动非常频繁。诸凡国君新即位、两国修好、邀约、贺庆、告请、问疾、弔灾、恤祸、弔丧、送葬、交涉、调解等,皆需派遣使节处理,往返都要乘车。古代无今日的常住大使和常设外交机构,所以国际间的外交事务,均由外交人员随时随事前往解决,有时甚至是国君亲自出马;最常见的就是朝聘会盟。     

中国古代车文化之十 车战(上)

让我们搭乘古人的战车从诗的王国开进历史的战场,去看看刀光剑影的历史剧吧。古今中外,车与战争的关系从来都极其密切。但中国古代尤其是从商代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千多年中,车在军事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具     

中国古代车文化之十四 车士(下)

<正>有本事的人都有个性,有个性的人脾气都很大,自尊心都很强,而且往往伴随着高傲,受不得屈辱,风格卓立特异,言行出人意表。另一方面,本事技艺出神入化者,则转异为常,不大声色,赴险从容不迫,临危处变不惊,举重若轻,不喘不汗,事过无痕,谈笑自若,     

《左传》,用一株兰花发出生态警示

《左传》很少写植物,偶尔涉笔,也是大匠运斤,别有意趣,和其写人一样,颇耐品味。比如宣公三年所记燕姞梦兰的故事,就是如此。在我国古代史学名著中,《左传》虽系年经事纬的编年史,却素以擅长写人著称,常常通过精彩的刻画,生动的细节,将人物写得形神活现,呼之欲出。《左传》很少写植物,偶尔涉笔,也是大匠运斤,别有意趣,和其写人一样,颇耐品味。比如宣公三年所记燕姞梦兰的故事,就是如此。     

中国古代车文化之十六 车与政治(二)——政治流亡

很多的政治流亡者不是一两个人跑的,而是跟着一大班人马,有时是举族尽室而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鲁国的执政者季武子想废长立幼,但这是违反封建嫡长继承制度的严重行为,于是便和家臣申丰商量。申丰     

朱熹、王阳明的“格物致知”论比较——以其《春秋》《左传》学为视角

朱熹和王阳明对《春秋》的评价大致相同,他们都肯定《春秋》的价值,认为其中蕴含圣人之道。换言之,朱熹和王阳明都将《春秋》中的"大义"视为"天理"。但是,朱熹和王阳明对《左传》的态度却截然相反。朱熹认为《左传》是理解《春秋》和探知"天理"的必要文献;王阳明认为《左传》所载的内容尽是"人欲",不值得提倡。他们之间的差异源自于对"格物致知"理解的不同。朱熹倡导"即物穷理",《左传》即是"物",《春秋》中的"大义"则是"理";王阳明推崇"致良知",《春秋》中的"大义"作为"良知"应当向内自求,而非在《左传》这种"外物"上做工夫。他们"格物致知"论的不同也影响其解经方式,朱熹强调从礼法入手,王阳明则以正心为核心。     

遥望古人的勤俭美德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勤俭是最古老的训诫,"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勤不得,不俭不丰",勤而且俭才能聚财致赢,否则,用之无节,犹如漏后不堵,必致财源流失。自今年一月以来,一股从民间刮起的旋风可谓席卷全国,也受到了上自高层下到百姓的积极响应,这个旋风就是"光盘行动"。所谓"光盘行动",就是指就餐时倡导人们不浪费粮食,吃光盘子里的东西,吃不完的饭菜打包带走。节俭,事关长治久安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节俭的民族,历史也为我们留     

中国古代车文化之十三 车士(上)

上文说过,车战的灵魂是车士。车士这个概念是指古代战车上的战斗人员:车左(弓箭手,同时也是一车之尊位)、御者(驾驶员)和车右(护卫斗士,又称骖乘)。《汉书·文帝纪》骖乘注曰:乘车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一人处车之右,以备倾侧。是以戎事则称车右,其余则曰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