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能源资源税改革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通过构建包含7个城镇居民组和5个农村居民组的多收入阶层CGE模型,并将劳动力要素分为农业劳动力、技术工人和生产工人3类,在低税率、实际税率和高税率三种情景下模拟了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税改革单独实施和同时实施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并对税收补偿措施的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单独实施煤炭资源税或天然气资源税改革对城镇居民组收入差距有正向的缩小作用,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但对农村居民组收入差距起到负向的扩大作用,不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单独实施石油资源税改革则同时缩小了城镇和居民组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同时实施三类能源资源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与税率组合方式有关;将能源资源税收入以补贴的方式返还给农村居民可以缩小其收入差距,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     

地区差距衡量指标体系及定量化测算方法

区域差距是指经济、社会以及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要素差距组成的“集合体”，即区域间社会经济综合实力水平的差距。基于对区域差距的这一理解，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现代定量分析方法对其进行研究。提出了一套以定量为主，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区域差距衡量指标体系及定量化测算方法，并运用这一方法对山东省西部区域之间各方面的差距进行了定量计算和全方位的分析比较。     

个人所得税改革需要整体视野

现行个人所得税分类征收不合理,费用扣除标准简单及税率设计有欠公平等,从而造成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功能缺失.为此,改革课税模式、健全费用扣除、加强税收征管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应有的选择.     

人口流动对城市收入分配的影响

我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型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人口流动与迁移的规模和速度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资料表明，我国目前急剧增加的人口流动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候鸟型流动人口，他们在一个城市滞留的时间一般较短，其流动的方向受城市功能和城市聚集效应的影响，时间和空间分布相对平衡；另一类是迁移型流动人口，他们大多从农村或小城镇进入城市寻找工作     

关于企业薪酬管理的几点思考

薪酬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中重要的环节之一，是影响员工对工作关注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企业薪酬的有效管理对内关系到整个企业人力成本的合理控制，对外则关系到企业在市场上的地位，以及能否留住和引进更多的优秀人才，从而有效地控制和降低离职率。为此我们应该积极探索企业薪酬管理问题，使之适应并促进企业的发展。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

外出打工是农民增加收入的一条重要途径,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是经济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农民工的现实处境堪忧。只有维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提高社会公平度,才能使这支力量有力地推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劳动条件恶劣,危害工人健康在南方一些地区,“三位一体”的工厂或作坊到处可见(三位一体即生产车间、仓库、宿舍在一栋房子里)。农民有了钱就盖房子出租,由于工地原因,房间距不符合建设部要求,成了握手房(两栋房之间距离只有2、3米)。一些平房用的是铁皮或石棉瓦,夏天室温高达     

佛山市创建生态市差距分析与策略研究

生态市建设是探索区域生态文明的准备阶段,亦是区域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阶段。成功的生态市创建策略是在充分认识本区域发展现状及创建差距的基础上,抓住重点任务作出科学、合理、可操作的政策措施。佛山市提出了在2015年建成国家生态市的奋斗目标,时间紧任务重,必须尽快制定行之有效的策略。本文重点分析佛山市目前经济、生态环境与社会进步等方面与生态市考核指标要求之间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识别佛山市创建生态市的重点任务,进一步研究相应的配套政策需求。     

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及其演化的产业变动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扩大具有深刻的产业变动原因。以人均GDP为基本指标,通过对基尼系数进行产业分解和对泰尔指数进行地区分解,深刻分析了1990~2004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动态变化、地区构成和产业构成,揭示了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及其演变的产业结构变动与产业地区集中因素。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决定性因素是第二产业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而非农产业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又是推动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主导性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以制造业为主的非农产业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中西部地区逐渐沦落为以农业与采掘业为主的外围区域,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也由此持续扩大。基于此,认为缩小地区差距的关键是推进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发展,缓解非农产业地区分布的不平衡状况。     

挣扎与妥协:农村家庭缘何陷入能源贫困“陷阱”

生活能源改进是实现农村低收入家庭福利提升的关键环节之一,而资产的贫困为能源的消费造成了约束,使低收入农户难以实现能源的改进以脱离贫困现状。该文借助"贫困陷阱"的定义,将这种受制于资产贫困的能源使用困境称为能源贫困"陷阱",并从农户心理视角考察了低收入家庭更容易陷入能源贫困的原因。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能源贫困线进行了重新计算,认为我国现阶段农村能源贫困线应为户均600 kgce/a,并发现不论在任何能源贫困线下,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贫困发生率、能源贫困深度和强度均远高于中高收入农户。基于此,该文同时从消费量和消费倾向两个方面估计了家庭经济状况对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中高收入农户,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消费呈现出"既未省钱又未增效"的非经济理性特征,其能源消费负担实际更重,而消费结构却更为低效。进一步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这一非经济理性决策进行了解释,考察了心理因素在能源贫困"陷阱"形成中的作用,结果发现:收入偏低农户更容易表现出消极心理状态,负面的情绪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使其在能源决策中更倾向于选择传统能源,而不愿做出能源改进的尝试。这种消极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收入偏低农户在能源改进中主观能动性的缺乏。正如"扶贫先扶志",政府在推行因地制宜的能源政策、开展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贫困农户的情感帮扶,以使其产生尝试改进能源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