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班组长自身素质在班组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班组管理依据其方法可分为权力性管理和非权力性管理。非权力性管理是指班组长利用其自身的素质 ,即班组长的人格力量、才能、知识、情感及各种创造性活动 ,使班员愿意受其教诲 ,服从安排 ,达到感染人、培养人、塑造人的作用。1以高尚的品格感染人班组长的人格是团结班员的切入点 ,班组长的人格对班员有着最具体、最直接、最深刻的影响。树立“人人进取”的良好班风 ,必先自己做出典范。常言道 :“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行”。当今职工思想开放 ,思维活跃 ,一句话、一分钱 ,便会招致班员的不满 ,由此产生的“你有政策 ,我有对…     

流域管理:权力产权的外部性问题

水资源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属性要求政府对流域的开发和利用进行管理,以解决个体使用者的外部性问题.但实际上由于政府并不是只有单一目标的统一组织,在分权体制下,不同区域、部门的政府单元掌握着实际权力.由于权力也存在外部性,各管理区域、部门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导致政府的管理失效.解决政府权力外部性的办法:一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改变政府的激励机制;二是严格界定各政府单元的权力界限,对流域进行统一管理.     

构建环境法治社会 实现环保发展双赢

从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现状入手,分析立法较为完善但环境执法不力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环境管理权力与公民环境权利的失衡,提出构建我国环境法治社会,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设想。     

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权力运行与保障——基于三起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

检察权是一种单独的、典型的国家公权力,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以法律监督为制度支持的国家权力.从检察机关的职权属性和法律地位来看,检察机关可以参与环境公益诉讼.在诉讼中,检察机关的参与有助于维护司法权威,作为环境公共利益的代表人,检察机关在调查取证中的优势地位和经验,有助于帮助当事人解决环境纠纷.考虑到检察机关的独特性,建议在具体程序的适用上增加灵活性.     

环保教育、环境运动与国家战略

生产污染的治理关键在于政府监管．公共权力与市场激励机制的结合可以比较有效地解决污染的外部性问题;生活垃圾的处理关键在于环保教育,分散的家庭和办公室难于监管．更宜通过个人的自律来解决;政策导向的转变关键在于环境运动,公民社会永远是推动改革的清新力量;而国家战略则扮演了一个统领全局的角色．它既立足于民意,又着眼于未来,将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力量整合在一起。     

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挑战权贵资本主义

中国的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国有垄断企业、政府部门能否进行自身改革．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推动这一改革？时下．“国进民退”争论再起．党政经大公司垄断进一步强化;行政力量干预微观经济．腐败猖獗、寻租庞大。而旧路线旧体制的捍卫者将腐败猖獗诿过于市场化改革,力推去市场化。演化改革派强调．权贵资本主义的根源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能否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使公共权力受到法律约束、民众监督．攸关中国未来30年的命运。     

全面解析转基因阴谋论

转基因阴谋论的真正温床在于,关系人类公益的事务被当做商业机密而秘密筹划,关系人类福祉的科学技术被商业私利所劫持,在密不透风的商业密室面前．民众只能被蒙在鼓里,凭空制造出许多阴谋论。阴谋论的合理之处在于,它揭示了这个世界的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要扬弃阴谋论,不能仅仅武断地拒绝它,而应该在现实层面铲除它据以存在的土壤。这就必须让一切公益事务走向公开,让民众自由介入公共实践与争论,让科学的成果归全人类共享,真正实现科学技术的Communism。     

权力重构、社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

当下中国的环境抗议呈现一系列"中国特色",表现在:当其他地区的环境问题形成以市场攫取为主要根源时,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形成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当其他地区的环境抗议以市场为主要对象的时候,中国的环境抗议以国家为主要对象;当其他地区的环境抗议表现为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独立表达诉求的时候,中国的环境抗议表现为向政府呼吁环境诉求;当其他地区表现为以积极主动的进取型抗议进行环境问题协调的时候,中国的环境抗议多作为消极的回应型抗议。环境抗议的特色与环境问题的形成逻辑密切相关,其根源在于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结构中,市场强势、权力错位与社会弱势。环境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失衡,最终导致了系统性的环境危机。重构国家、市场与社会的系统平衡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推动社会的生产。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公民社会的设想难以实现,而从生态政治学出发,吸收卡尔·波兰尼的社会反向运动思想,借助国家权力系统的重构,反过来规制国家权力的谋利取向与自律性市场的逐利本性并最终打造能动社会成为可供借鉴的思路。能动社会的发育以国家系统为依托,统合多元主体的利益,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机制,并最终实现国家-市场-社会的系统平衡。经由能动社会推动社会生产并实现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的思路,可以为解决中国情境中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提供启发。     

意识形态引导的新语境:电视权力的匿名化

作为行政管制力量放松、回归市场规律的结果,我国电视的商业化、娱乐化、民生化现象突出。电视,作为强有力的大众传媒,向来是权力角逐的舞台,这些权力包括意识形态、商业资本权力和社会风尚等等。本文认为,在商业化、娱乐化、民生化的背后,是电视权力的强化和匿名化,而非弱化。故而,对于电视意识形态的引导需要引起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