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能源资源税改革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通过构建包含7个城镇居民组和5个农村居民组的多收入阶层CGE模型,并将劳动力要素分为农业劳动力、技术工人和生产工人3类,在低税率、实际税率和高税率三种情景下模拟了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税改革单独实施和同时实施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并对税收补偿措施的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单独实施煤炭资源税或天然气资源税改革对城镇居民组收入差距有正向的缩小作用,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但对农村居民组收入差距起到负向的扩大作用,不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单独实施石油资源税改革则同时缩小了城镇和居民组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同时实施三类能源资源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与税率组合方式有关;将能源资源税收入以补贴的方式返还给农村居民可以缩小其收入差距,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     

个人所得税改革需要整体视野

现行个人所得税分类征收不合理,费用扣除标准简单及税率设计有欠公平等,从而造成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功能缺失.为此,改革课税模式、健全费用扣除、加强税收征管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应有的选择.     

人口流动对城市收入分配的影响

我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型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人口流动与迁移的规模和速度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资料表明，我国目前急剧增加的人口流动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候鸟型流动人口，他们在一个城市滞留的时间一般较短，其流动的方向受城市功能和城市聚集效应的影响，时间和空间分布相对平衡；另一类是迁移型流动人口，他们大多从农村或小城镇进入城市寻找工作     

关于企业薪酬管理的几点思考

薪酬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中重要的环节之一，是影响员工对工作关注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企业薪酬的有效管理对内关系到整个企业人力成本的合理控制，对外则关系到企业在市场上的地位，以及能否留住和引进更多的优秀人才，从而有效地控制和降低离职率。为此我们应该积极探索企业薪酬管理问题，使之适应并促进企业的发展。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

外出打工是农民增加收入的一条重要途径,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是经济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农民工的现实处境堪忧。只有维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提高社会公平度,才能使这支力量有力地推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劳动条件恶劣,危害工人健康在南方一些地区,“三位一体”的工厂或作坊到处可见(三位一体即生产车间、仓库、宿舍在一栋房子里)。农民有了钱就盖房子出租,由于工地原因,房间距不符合建设部要求,成了握手房(两栋房之间距离只有2、3米)。一些平房用的是铁皮或石棉瓦,夏天室温高达     

挣扎与妥协:农村家庭缘何陷入能源贫困“陷阱”

生活能源改进是实现农村低收入家庭福利提升的关键环节之一,而资产的贫困为能源的消费造成了约束,使低收入农户难以实现能源的改进以脱离贫困现状。该文借助"贫困陷阱"的定义,将这种受制于资产贫困的能源使用困境称为能源贫困"陷阱",并从农户心理视角考察了低收入家庭更容易陷入能源贫困的原因。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能源贫困线进行了重新计算,认为我国现阶段农村能源贫困线应为户均600 kgce/a,并发现不论在任何能源贫困线下,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贫困发生率、能源贫困深度和强度均远高于中高收入农户。基于此,该文同时从消费量和消费倾向两个方面估计了家庭经济状况对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中高收入农户,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消费呈现出"既未省钱又未增效"的非经济理性特征,其能源消费负担实际更重,而消费结构却更为低效。进一步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这一非经济理性决策进行了解释,考察了心理因素在能源贫困"陷阱"形成中的作用,结果发现:收入偏低农户更容易表现出消极心理状态,负面的情绪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使其在能源决策中更倾向于选择传统能源,而不愿做出能源改进的尝试。这种消极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收入偏低农户在能源改进中主观能动性的缺乏。正如"扶贫先扶志",政府在推行因地制宜的能源政策、开展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贫困农户的情感帮扶,以使其产生尝试改进能源的内生动力。     

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收入差距分析

在计算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文章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收入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095一直上升到了2003年的0.181,直到近年来,收入差距才开始略有缩小。文章从收入结构的视角研究了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首先利用1983-2008年较长时期的数据分析了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发现从总体上而言,中国各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均表现出了农业收入比重减少,非农收入比重增加的明显趋势;然后运用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实证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是差距促增的,是目前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最重要的原因,而家庭经营性收入者起着差距促减的作用,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较高,但是由于其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不高,对总的收入差距影响较小。最后,文章提出了缩小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问题出在分配,出路在城市化

不到10%的居民能持续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美国几十万亿的金融坏账就能这么轻易过去?外需不可依赖,内需无法启动,超大量的投资来保增长难道可以持续?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在分配,突破分配难题的关键是改变只要工业化不要城市化的发展战略,实行城市化战略。城市化战略应两步走,先存量,让在城里"打工化"的一亿人和他们的家属总计四亿人真正"城市化";后增量,让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一亿人和他们的家属总计四亿人迁往城市。大规模城市化需要大量资源,中国发展得快,资源相对就能到中国来,目前的世界危机正好是中国城市化的绝佳战略机遇。     

转变生活方式并非只能依靠财富增长

跨过温饱线后,物质的极大丰裕未必一定给我们带来快乐,因为没有本能驱动我们返回适度的范围。适应与期待可以解释不同领域幸福感的变化,但暴露出现代消费社会的问题梗结:我们对一些尚未满足的基础欲望重视不足,而对一些已经充分满足了的欲望还在无休止地填充。温饱线上收入的提高和消费的增加,不会持久地提高生活的满意度。转变生活方式,在财富增长的同时妥善地使用它,才可以增加生活的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