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林业政策协调与合作研究

林业作为环境与发展的纽带,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覆盖了政治承诺、国家发展规划、缓解贫困等复杂政策问题,林业政策也越来越成为一项公共政策。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林业政策制定过程日益重视部门间的协调与相关利益主体的合作。本文阐述了林业政策协调和合作的内涵,综合Scharpf的负向协调和正向协调理论,以及Metcalfe对部门间政策协调等级的划分来构建分析框架,将林业政策协调分为"自主决策、信息通报、意见咨询、避免冲突、达成共识、上级裁决、设置红线、明确优先目标、整体战略"九级,并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例,评估我国林业政策协调和合作的水平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发现在中央层面,林业部门已经认识到了林业政策协调和合作的重要性,林业政策协调位于第三到第五层级,处在负向协调到正向协调的过渡区间,林业部门也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利益相关群体展开了某些合作,但是政策合作的水平仍然有待提高。在基层,林业政策协调则多位于第一层级,基本处在无协调状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合作也较为欠缺。林业系统内部林业政策协调和合作位于第五、第六等级,基本实现了林业政策的正向协调,而非林业系统内部林业政策协调和合作位于第一层级,基本处于无协调状态。在林业部门与非林业部门之间,非林业部门上下级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仍然有待加强,林业部门应该允许更多利益群体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中,关注弱势利益群体的政策介入能力建设,加强与非林业部门的协调与合作。     

集体公益林管理机制的创新与实践

与商品林不同,公益林往往地形复杂、资源难以均分到户。同时,由于其生态服务功能更加注重整体性和连续性,分割管理并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四川省理县林业局率先在全县推行了一整套新的集体公益林管理机制,大大提高了管理效能与效率,在构建新型乡村治理模式上做出了有益尝试,提供了实践经验。     

南方集体林区林权制度改革回顾与分析

本文通过对建国以来我国集体林权改革的回顾.对其中一些特点和规律进行了总结.本文的主要发现有:首先自建国以来,我国南方集体林权制度变迁总体上表现了产权公有程度的倒U字变化的规律.产权公有化程度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最大.在此之前,公有化程度不断加强,而在此之后,公有化程度则不断减弱.其次,自1950年以来.我国南方集体林权制度变迁是比较频繁的.但是不同的阶段其变动的特点以及频率也不尽相同.大体可以以"大跃进"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大跃进"之前,林权制度变动频率相对较小,同时明显地朝着公有化的方向发展.在"大跃进"之后,林权制度变动的频率开始进一步加大,变动方向更加不确定.再次,林权制度变迁的进度和程度园林木种类和地区而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最后,我们发现公有化程度与林业管理绩效之间呈现出了负相关关系.     

破解“两难”冲突推动自然保护区良性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类活动的加剧,生物多样性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发展是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在2012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会议上,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表示,自然保护区建设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有效措施,党的十八大对生态文明建设所做的系统论述和部署,为自然保护区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动力.     

林权抵押贷款:在探索中前行

我国林地资源丰富,但既往产权不明晰、配套金融服务滞后等因素严重制约了林地资源的保护与开发。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化,以林权抵押贷款为重要表现形式的林地综合金融体系开始逐步形成,而其进一步成熟需要构建林业信息服务平台、森林保险业务、林农合作组织等互补配套制度。     

集体林权改革评价:林产品生产绩效视角

新一轮的集体林权改革已经开展了6年,对这一轮改革及时进行评价,不但对于认识改革的效果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有效地推进改革也是必不可少的.本文通过分成地租模型预测,集体林权改革对林产品生产效率会产生正向的影响,这些正向的影响主要包括林户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和林产晶产量的增加,同时也可能会对林产品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利用此次林权改革的主要省份之一--福建2县11乡(镇)29村320林户调查数据,本文的研究结论证实了前者,林户劳动投入由改革前146.53工日增加到改革后的180.76工日,增长了23%;竹产品的产量也由改革前的1 312.33 kg增长到改革后的1 815.09kg,增加了38%.另外,基于肯德里克方法,本文计算了集体林权改革前后林产品全要素生产率,对比二者发现,改革对林产品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产生正向的影响,相反而是负向的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下一步的林业改革在做好相关配套改革的基础上,还要注重提高林产晶全要素生产率.     

资源型地区集体林权改革需重视的问题

集体林权改革是继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来的又一个重大改革,承载着"林业发展、林区和谐、生态良好、资源增长"多重任务,山西农村集体林业大多数是保持生态平衡的公益林,生态效益高于经济效益,如何因地制宜创新改革思路至关重要。国家林改政策和学术界的研究大都基于我国南方地区的实情,很少关注北方,尤其是资源型地区。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要求其改革应有独特思路。基于山西地域特征的实地考察,认为山西省在生态环境因煤矿开采遭受严重破坏的背景下,其集体林权改革不能盲目照搬南方"确权到户"的林改方法。资源型地区应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优先注重林业的生态效应,确保其林改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平衡统一。应在充分调查民意和尊重农民合理意愿的基础上,激发农民植树造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农民护林防火的责任和能力,为建设美丽中国奠定生态基础。     

福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热潮后的冷思考

通过对福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完成后必须面临和亟待解决的政府职能转变、林业税费征收和使用的合理性、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林权流转的监督等问题的讨论与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     

集体森林资源生态产权界定研究

在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以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对生态文明领域的制度创新和改革事项顶层设计和部署背景下,从自然资源的外部性等特点、森林资源在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及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现实基础出发,探讨以集体森林资源生态产权界定为突破点,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建设的意义和可行性,并提出主要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