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污投资的政府最优政策博弈

外部性的存在及制造商治污投资动机不足要求政府对制造商的行为进行相应的规制，政府在制造商的治污投资行为中主要的作用是通过各种措施使得制造裔有动机地去自觉地进行有效的治污投资;政府的主要控制手段包括直接管制及借助市场激励，政府制定环境管理策略的关键因素是“惩罚的力度与激励的强度”。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从制造商的治污投资行为出发研究政府制定环境管理规制的策略，通过一个三阶段的博弈模型分析福利增进量、洽污成本与治污效果等三个因素对“惩罚力度与激励强度”的影响。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土地利用利益相关者分析

乡村振兴的实施使得农村土地利用与管理面临更多的挑战。应用利益相关者分析、博弈均衡分析和实证案例分析,探讨乡村振兴视域下土地利用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演变。研究结果显示：（1）1949年至今,农村地区土地利用利益相关者主体数量增加,博弈关系呈现复杂化、多样化和多向化;（2）乡村振兴时期主要有六种博弈关系,并探讨了案例村实施下山脱贫、发展乡村旅游、新型经营主体进驻、城市居民促进农村发展四种博弈决策过程;（3）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地区发展应关注基础设施配套、土地利用效率与生态环境协调、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等问题。乡村振兴中应注重实现土地利用各利益相关者的最优均衡,降低各方风险,保护生态环境并寻求多方利益平衡。     

论岩浆的逆向演化及其成矿作用

长江中下游的岩浆岩在某些地区表现为由酸性→中性→基性的演化顺序,我们称之为岩浆的逆向演化.本文讨论了岩浆逆向演化的地质、地球化学背景及其产生机制,同时也论证了岩浆逆向演化与内生成矿作用的关系.     

海岸生态交错带景观空间格局及其受开发建设的影响分析——-以海南万泉河口博鳌地区为例

以海南万泉河口博鳌镇(亚洲论坛会址)为研究区域,分析了海岸生态交错带景观生态基本特点,选取景观多样性、优势度、景观破碎度、景观分离度及生态风险指数作为评价指标,通过对景观空间格局及其变化的分析,讨论了该区域开发建设对景观空间格局的影响。研究表明:开发建设的强弱是导致博鳌区域景观格局变化的驱动力,并提出了相应的景观生态建设对策。     

2000年以来黄河流域土地市场化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

基于土地市场交易结构的视角,测算2000-2016年黄河流域104个地级以上城市一级土地市场化程度,综合利用Global Moran's I、G^*_i指数空间统计模型对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分析,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模型探究土地市场化时空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研究发现：2000-2016年,黄河流域土地市场化水平表现出先持续上升后不断下降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呈现了“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异格局。黄河流域土地市场化水平整体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土地市场化热点区域以下游主要城市为核心,经历了先加速蔓延、后缓步收缩的时空演进历程。黄河流域土地市场化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主要由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升级、固定资产投资、政府财政收支比、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区位条件等因素共同驱动,但受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影响,各因素在不同年份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区大气污染时空格局研究

客观理解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2+26”城市）空气污染时空格局对于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采用遥感数据反演的PM_2.5浓度产品，利用趋势分析法和重心分析法，揭示了京津冀城市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区2000~2015年大气污染时空格局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区域PM_2.5平均浓度整体呈现出太行山脉区域较低，太行山脉以东较高的格局，城镇地区明显高于周边地区.（2）2000~2015年区域PM_2.5年均浓度总体呈增加趋势，主要表现在2000~2007年，呈显著增加趋势的面积占全区的88.48%，之后呈稳定状态.（3）区域PM_2.5污染重心位于衡水、邢台和德州3市交界处，区域北部大气污染较严重.本研究可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制定和措施实施提供参考与支持.     

威远江水电站工程对景观格局的影响分析

景观空间结构研究是生态研究的核心之一，号观功能的性质和发挥，影响着一个区域的物质流、信息流和能量流的特征，进而影响该区域的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在遥感和GIS技术的支持下，结合卫星遥感图片和区域特点，确定了景观分类系统，选取了多样性、优势度、破碎度、分离度等案观格局指数，系统分析了景观空间格局和景观纹理特征。结果表明：该工程建设将导致区域景观多样性降低，优势度升高，破碎度和分离度增加。     

不对称信息下的排污监督与管理

环境管理是政府参与环境治理的重要途径，由于信息不对称，环境管理部门对违规排污企业的排放监督问题一直是监察工作的难点。本文利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对企业偷排机率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增加排污费收取、加大处罚力度及减少监察部门的监察成本将有助于对企业偷排行为的治理，从而达到环境质量治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