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不同沟道土地盐碱化现状及影响因素

沟道土地是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重要的土地资源。然而,当前对黄土高原沟道土地的盐碱化问题关注不够,对盐碱化的现状、发生机制和防治措施也缺乏深入系统的认识,知识储备不能满足生产实际的需要。本文以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自然和人为形成的沟道土地为研究对象,分别是延安顾屯新造耕地(治沟造地)、延川马家湾淤地坝土地和子洲黄土洼天然古聚湫土地,在这些流域内沿沟道采集土壤样品,测定土壤的电导率(EC)、p H值、含水量及粒度,分析土壤盐碱化的现状和影响因子。结果表明:马家湾淤地坝土地盐碱化最为严重,流域中游至上游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盐碱化;顾屯新造地上游出现盐碱化,盐碱化程度较马家湾轻,而黄土洼古聚湫全流域未出现盐碱化。地下水位较浅是沟道土地发生盐碱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陕北沟道土地盐碱化防治应着力控制地下水位,建设良好的排水系统,加强排水。     

1 941～1 947年豫东黄泛区的蝗灾

在1941～1947年间,豫东泛区频繁发生的蝗灾具有数量多、范围广、危害大等明显特点.肆虐的蝗灾,不仅给豫东泛区的农业生产造成惨重的损失,而且引发了众多的饥荒.为防治蝗灾,当时的河南省政府制定了种种措施,并取得一定成效,对当今治理蝗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东亚飞蝗发生的气候背景及长期预测

我国东亚飞蝗的发生发展与大气环流的变化密切相关。对1952—1999年我国东亚飞蝗的发生面积与大气环流的74项特征指标值进行了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上一年9月到当年4月大西洋副高面积、强度、脊线位置、北界，上一年9月、10月西藏高原指数，当年1月、2月、5月亚洲区极涡面积。北半球1月极涡面积，亚洲3月纬向环流指数以及亚洲5月经向环流指数与我国蝗虫发生面积相关明显。其中大西洋副热带高压对我国东亚飞蝗发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秋冬季节蝗卵的孵化和越冬期间的地面温度，从而影响蝗卵基数和孵化为成虫的数量，进而影响着我国东亚飞蝗发生、发展和危害情况的变化。通过上述对蝗虫发生有明显影响的大气环流特征值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上年9月和当年4月大西洋副高脊线、3月大西洋副高北界、上年9月西藏高原指数、5月亚洲区极涡面积和3月亚洲纬向环流指数与发生面积拟合较好，说明这些大气环流特征值的强弱是决定东亚飞蝗发生的关键因素。     

从储正徒到水会局——中国古代消防系列之一：治火组织

我国古代自燧人氏“钻木取火”以来,用火范围不断扩大,人们的防患意识也随之增强,并开始了治火活动,治火组织因此应运而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在人们的治火活动中,便意识到治火组织的必要性。诸侯国颁布了一项治火规定,规定中说,成立“储正徒”(一种类似兵役制的消防队伍)还要准备“郊保之民”(类似义务消防队伍)。在法规中,第一次有了治火组织。辽宁省博物馆珍藏品中,有件鲜为人知的东汉时期墓葬品——井栏陶器,     

东丽区举办节能演讲大赛

2012年6月20日,由中共天津市东丽区委宣传部、东丽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东丽区工业经济委员会、共青团东丽区委员会、东丽区水务局、司法局、东丽区节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主办的"关爱地球节能节水"主题演讲比赛在中共东丽区委党校礼堂举行。来自区属企业和驻区企业的十名选手以《天津市节约能源条例》、《天津市节水条例》、《天津市公共机构节能办法》为主题,结合东丽区特点和本单位的情况,阐述了节能、低碳、绿色的环保理念,演讲紧扣主题、联系实际、声情并茂、富有情感,展示了     

智慧治水、公众参与对水环境治理影响研究——基于浙江“五水共治”的调查

智慧治水是一种“智慧+合作治理”的新型管理模式,由于公众参与缺失,智慧治水服务与社会公众诉求还存在较大差距,尚未达到水环境治理的预期效果,公众参与意愿与实际行为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研究基于浙江“五水共治”的社会调查,运用多元Logistic模型从个人、家庭、职业和社区四个行为环境特征,实证分析了智慧治水背景下的社会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的意愿、行为及影响因素,通过智慧治水和公众参与的有效融合,来全面实现水环境智慧治理的共享机制。结果表明：(1)公众文化程度越高,对智慧治水信息化平台建设支持率越高,参与水环境治理的意愿也会越强烈,公众参与度也会增加;(2)家庭用水依赖度、家庭信息服务消费指数对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的影响成正比,而家庭居住环境与公众参与意愿却成反比;(3)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水务行业等网络化程度更高的职业是公众参与智慧治水的主要社会力量;(4)社区经济水平与公众参与成反比,社区智慧治水的信息传播方式对公众参与意愿的影响较大,但实际参与行为并不明显。在此结论基础上提出了政府主导的智慧治水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公众参与模式,加大政府激励政策,努力开发公众参与意愿,全面推进智慧治水平台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路径研究

我国已经从高速发展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已成为现代化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对经济与环境问题做出的回答,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在秉承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同时以法治建设为现代化保驾护航,以多元共治模式解决好生态治理难题。中国式现代化对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探索,为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路径,开辟了符合时代潮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推进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几点思考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显著,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也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在立法、执法和司法方面面临着生态环境治理法律体系仍需完善、生态环境多元协商治理模式急需完备、环境司法审判机制有待健全等挑战.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给出完善生态环境治理法律体系、构建多元协商共治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健全环境司法审判...     

治鼠的关键在于“治人”

自然可以没有人类,人类不能没有自然。人类必须摆正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同自然万物和谐地共处,才会得到自然界的长期哺育和呵护。对于草原鼠害之类的生态灾害事件,运用任何物理的、化学的措施和手段,都只能是治标而不能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