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诗经》观及其学术价值

心学家王阳明对《诗经》有着独到的理解。他认为:孔子删诗说是合理的,圣人删去繁文,后儒却强加上;"淫诗"非孔子所选,而是汉儒在秦火后附会之作;"《六经》皆史",以劝善惩恶为目的;《诗经》是心的记籍,"吾心"是第一性的,《诗经》是第二性的,世人重训诂轻心性是舍本趋末、背道而驰。王阳明的《诗经》观传播了唐宋以来的疑经精神,助长了明清的疑古思潮;承传了前人的经史观,催发了清人"《六经》皆史"的经典观;发展了"《六经》皆我注脚"的阐释观,激发了学术界研究经典的创新意识。其《诗经》观虽非独创,却在前人学说的基础之上阐扬发挥,扩大了前人《诗经》观的社会影响,开启了后学思路,其学术价值应该受到学界的重视。     

朱熹、王阳明的“格物致知”论比较——以其《春秋》《左传》学为视角

朱熹和王阳明对《春秋》的评价大致相同,他们都肯定《春秋》的价值,认为其中蕴含圣人之道。换言之,朱熹和王阳明都将《春秋》中的"大义"视为"天理"。但是,朱熹和王阳明对《左传》的态度却截然相反。朱熹认为《左传》是理解《春秋》和探知"天理"的必要文献;王阳明认为《左传》所载的内容尽是"人欲",不值得提倡。他们之间的差异源自于对"格物致知"理解的不同。朱熹倡导"即物穷理",《左传》即是"物",《春秋》中的"大义"则是"理";王阳明推崇"致良知",《春秋》中的"大义"作为"良知"应当向内自求,而非在《左传》这种"外物"上做工夫。他们"格物致知"论的不同也影响其解经方式,朱熹强调从礼法入手,王阳明则以正心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