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环境治理的地方性因素调查

相对于全国的情形,由于人情、地缘、经济诸多关联性,地方的环境治理更多的是受地方自身的因素影响.为了解地方性因素对于环保执法的影响,本文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以问卷方式调查了其环保部门执法人员对于地方性因素的认知.调查结果表明,经济发展之需求有影响但并不是影响环保部门执法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人情确是一个影响的因素,但也不是关键的,影响执法的关键性因素是地方政府.中国地方经济发展属于政府主导型的模式,那么,某种意义上说,环境治理也属于地方政府主控型.因此,需要在制度安排上给予环境利益相关人如村民、居民一个有效的监控机制,造成一种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尽心尽职全力支持地方的环保工作.由此推论,目前媒体和民间组织可以成为这种压力源和群体.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进入黄金发展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凸显期。我们面临就业方式多样化、经济全球化、城镇化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的环境变化，乃至于急剧变化。劳动关系作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其和谐稳定问题日益显示其重要性，应该从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予以关注。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几个问题的理解（下）

关于非劳动争议案件 理论上说，劳动法调整的是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密切相联的其他社会关系，但在实践中，并非一切的劳动都由劳动法调整，并非一切的劳动争议都是可以仲裁和诉讼的。劳动仲裁和诉讼手段调整的是依附有劳动合同或者事实上存在的劳动关系，只有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争议，法院才予以受理。     

劳动关系建立和劳动合同协商（一）

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开始于双方劳动关系的建立，结束于劳动关系的终结。《劳动合同法》在多个方面对劳动关系建立中，以及相应的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协商确定进行了调整或明确。这些变化将直接对用人单位的日常人力资源管理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环境问题中受益者和受害者关系动态初步分析

从理论上揭示环境问题分化产生受益者和受害者的效应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系统的作用和影响，勾绘出研究框架；运用种群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方法和思路，对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间的比例、数量动态、时空距离、空间分布模式、形状、受益者和受害者相互间排列和相互间关系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分析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间关系动态，行为策略对环境状况的影响，强调受益者和受害者的合作是突破环境问题困境唯一途径。     

灾害多发地域社会关系网络建构路径的实证研究——以云南省大关县翠华镇为例

为了更好地构建典型灾害多发地域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而为相关应急管理工作提供支撑,采用灾害多发地域档案数据与问卷数据验证相结合的方法,提出灾害多发地域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路径;选取位于古滑坡带上的云南省大关县翠华镇为例进行说明,通过地理信息系统（Arcgis）分析当地档案数据与问卷获取数据的空间对象分布特征,并以问卷调查的局部数据验证相关档案数据的可靠性,最后,在翠华镇社会关系网络基础上,分析该灾害多发地域的应急预警信息传播特点,提出“分区域预警,以户为单位传播预警信息“的措施建议。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档案数据与问卷数据相结合方法构建灾害多发地域社会关系网络的方法可行,能够为相关应急管理措施提供参考和支撑。     

居民住宅区如何做好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的探讨

全国各行各业已有近万家企事业和其他形式的单位或组织，遵循ISO14001标准的原则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环境管理体系，取得不同的效果。有的使自已的管理系统化和规范化并促进了生产经营的发展，有的则仍在探索磨合或调整之中，有的则形成了形式化的“两张皮”。至今遵循     

劳动法调整对象是劳动行为

法律是以人的行为为调整对象的社会规范.法律通过对行为的作用来调整社会关系,通过对行为的控制来调整和控制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互动或交互行为,没有人们之间的交互行为,就没有社会关系.法律正是通过影响人们的行为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     

社会监督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的影响——来自江苏省的证据

社会监督作为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一种手段,能有效克服政府监管失灵并规范农户主体行为。将社会监督嵌入农村社会关系中,深入考察社会监督对规范农户乱排污水行为的作用机制,基于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2335个微观农户,运用Probit模型回归分析得出：（1）社会监督能减少农户的乱排行为,主要体现在河道管护保洁队伍主体监督作用的发挥。（2）社会监督受到社会关系的调节,主要体现在村干部的监督作用受到干群关系的调节。当干群关系良好时,村干部监督能有效抑制农户的乱排行为;而当干群关系糟糕时,村干部监督反而会刺激农户乱排行为的发生。（3）对于不同类型的农户群体,仅有河道管护保洁队伍发挥的监督作用稳健存在。此外,在女性群体、低文化群体、低收入群体和老年群体中,社会监督的作用受到村民关系和管群关系的调节;而在男性群体、高文化群体、高收入群体和年轻群体中,社会监督的作用受到干群关系和村民主体间相互监督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