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能源资源税改革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通过构建包含7个城镇居民组和5个农村居民组的多收入阶层CGE模型,并将劳动力要素分为农业劳动力、技术工人和生产工人3类,在低税率、实际税率和高税率三种情景下模拟了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税改革单独实施和同时实施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并对税收补偿措施的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单独实施煤炭资源税或天然气资源税改革对城镇居民组收入差距有正向的缩小作用,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但对农村居民组收入差距起到负向的扩大作用,不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单独实施石油资源税改革则同时缩小了城镇和居民组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同时实施三类能源资源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与税率组合方式有关;将能源资源税收入以补贴的方式返还给农村居民可以缩小其收入差距,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     

矿业权集聚、经济增长与区域贫困减缓

本文基于泰尔指数法,计算并测度了中国资源富集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行业(矿业)收入差距,然后结合矿业权集聚度的测度结果和中国资源税改革的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考察了2004—2014年中国资源富集区矿业权集聚与经济增长、贫困减缓的长期关系。本文的主要结论是:资源税对矿业权集聚水平和矿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刺激作用,但矿业经济增长并不利于地区经济的整体改进,也不利于区域贫困减缓。资源税低水平征收对"资源诅咒"和"区域贫困"具有传导效应,进而对资源富集区的贫困减缓形成阻滞作用。另外,矿业权集聚对地区贫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异质性揭示了区域资源性收益分配存在的差异。短期来看,矿业权集聚使中央企业惠及更多,是引致"富饶中的贫困"怪圈的重要原因;但长期来看,随着矿业权集聚度的提升,地方政府获得的累积性资源性收益不断上升,渐次增强了地方政府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实施收入调节的能力,总体上有利于区域贫困的减缓。因此,为实现资源富集区的精准扶贫,资源主管部门在制定减贫措施前,应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区别对待,短期内应着力于调整资源性收益分配机制,赋予地方更多资源性收益,并加大对社会的保障性支出;长期来看,应探索建立合理有效的资源税体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多样化,并鼓励科技创新,进一步提高社会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从根本上改变区域贫困产生的内生性环境和外生性环境。     

政策发布

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的决定》 近日，国务院发布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修改后的《条例》增加了从价定率的资源税计征办法，对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并相应提高了原油、天然气的税负水平，税率为5％～10％，这次改革暂按5％的税率征收。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的油气资源税收制度，取消了对中外合作油气田和海上自营油气田征收的矿区使用费，统一改征资源税。     

我国资源税改革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的资源税费制度我国从1984年10月1日起开征资源税。征收资源税的初衷在于：促进国有资源的合理开采、节约使用和有效配置，调节资源自然条件形成的资源级差收入，平衡企业利润水平，为企业竞争创造公平的外部环境。当时的开征范围仅限于原油、天然气和煤炭3种，采取从价超率累进的方式计征。     

合理征收煤炭资源税的方法研究

本文在借鉴西方主要矿产国家资源有偿使用及征税办法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原理，建立了各主要产煤矿区资本费用模型，对全国82个矿务局及所属402个矿井的煤炭资源进行了经济评价，提出了合理征收煤炭资源税及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于我国环境税改革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开始广泛利用税制绿化来解决环境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环境税,涉及环境保护的税收主要有资源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但这些税类初始政策制定目标均不是为了环境保护。     

资源税改革:打破"富饶的贫困"坚冰

我国现行的资源税费制度已经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和环境状况严重脱节,改革我国现行资源税,完善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以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迫在眉睫。     

排污收费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本提出了排污收费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采用新型的收费方式代替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     

建构我国环境税收体系的探讨

本文介绍了国外的环境税收经验和建立环境污染税与资源税并重的环境税收体系。指出我国在环境税收标准、税率、收税依据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环境税收体系，扩大征税范围，调整纳税环节，提高税负水平，加强对税收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适应环境保护和税制建构的需要。     

环境岂能无价?

经济行为不仅仅要符合经济运行的准则，还要符合经济环境的准则。环境是有成本的，企业在考虑市场供求法则的前提下，将保护环境的投资打入成本中，同时也意味着企业所做的任何一件对环境有害的事情，都必须会附着一串惩罚的金钱数字。因此，西方国家的生态主义者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提出了新的环境理论：用金融的杠杆来实现发展和环保的平衡，给环境一个合理的定价，并征收环境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