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泊也会生老病死

湖泊是大地的明珠,有着独特的魅力。范仲淹曾高歌:“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苏轼则低吟:“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然而,花无百日红,与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湖泊也有诞生、成长、衰老和死亡的过程。世界上的湖泊和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大大小小的湖泊,同样是碧波荡漾,却各有不同的来历。地壳运动产生地层断裂和陷落,可以孕育出湖泊,像我国的滇池、洱海,就是这样诞生的。在海岸波浪及沿岸流水的冲击下,泥沙淤积成沙洲,这样就把浅水海湾中的海水给“围”起来了,形成了咸水泻湖。当海底上升之后,泻湖与海水完全隔离,而陆地上的水不断流入,又使泻湖变成了淡水湖,这种湖泊的代表是杭州西湖。还有,河流的浸蚀作用,也可以切断曲流颈而形成牛轭湖,长江     

围湖造田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有机碳和易氧化碳

围湖造田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大量出现的与水争地的人类干扰活动。以太湖流域肖甸湖区为试验地,测定分析了该围湖造田区香樟（Cinnamomum camphora）林、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林、毛竹（Phyllostachys heterocycla）林和农田4种不同典型土地利用方式35年后0～10 cm、10～20 cm、20～40 cm土壤有机碳和易氧化碳含量的差异,以及土壤易氧化碳的季节动态。结果表明：表层（0～10 cm）土壤有机碳含量林地显著高于农田,阔叶林高于针叶林。土壤易氧化碳含量随季节与土层深度的变化而变化,香樟林与毛竹林春夏季节大于冬季,水杉林与农田季节波动较平缓。4种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有机碳和易氧化碳均随土层增加含量递减。与围湖地区内的溪流底泥相比,林地与农田表层土壤有机碳含量均有明显增加;与旱地发育的植被土壤相比,围湖后的土壤有机碳含量较低,易氧化碳含量较高,土壤有机碳稳定性较差。围湖造田作为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一种干扰方式,显著改变了原有生态系统的碳循环特征,因此在研究全球碳循环中,围湖造田对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应该给予充分考虑。     

自然 和谐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繁荣,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自然、改造地球的盲目行为和失当行为（诸如滥伐森林、毁坏草原、围湖造田等）,而同时,也招致了大自然的无情惩罚和报复。酸雨、沙尘暴、沙漠化、洪涝、干旱、暴雨、龙卷风等,这一切都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深深地渗透着人为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湖泊围垦的生态经济效益分析

70年代初,在“以粮为纲,向荒湖要粮”的影响下,不注意生态经济效益,掀起盲目“围湖造田”高潮。本文针对这种“围湖造田”的生态、经济、社会三效益损益作了较具体分析,除对发展粮食生产,消灭钉螺有一定好处,在其他农业生态,水产,滨湖气候,水运等方面都带夹了不良影响。因此看出,盲目围垦的作法是利少而弊多。 文中提出,对湖泊资源只有合理的充分利用,才能做到有效地保护和管理;又只有加强保护和管理,才能源源不断地使用这些可更新的自然财富,为人类造福。     

鄱阳湖区人地关系转变及其驱动力分析

通过综述鄱阳湖区人地关系史3个重要时期“围湖造田”、“退田还湖”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类活动对湖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及三者的转变过程,探讨了湖区人地关系的转变及其驱动力。结果表明“围湖造田”降低了湖泊、湿地的诸多功能（如调蓄洪水、维持生物多样性、碳汇等）,促生了人地之间的紧张关系;“退田还湖”则使湖泊、湿地功能得以逐步恢复,缓和了湖区人地关系,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提出与建设将产生良好的社会、经济与生态效益,把湖区人地关系推向和谐阶段。鄱阳湖区人类活动由“围湖造田”到“退田还湖”的转变是在当地人民对自然灾害的深刻反省与国家政策的双重驱动下实现的,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提出与建设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体现,是当地人民主动建设生态文明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