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生活方式并非只能依靠财富增长

跨过温饱线后,物质的极大丰裕未必一定给我们带来快乐,因为没有本能驱动我们返回适度的范围。适应与期待可以解释不同领域幸福感的变化,但暴露出现代消费社会的问题梗结:我们对一些尚未满足的基础欲望重视不足,而对一些已经充分满足了的欲望还在无休止地填充。温饱线上收入的提高和消费的增加,不会持久地提高生活的满意度。转变生活方式,在财富增长的同时妥善地使用它,才可以增加生活的满意度。     

太湖流域农村生活污水产排污系数测算

选取太湖流域典型地区9户农户(高、中、低收入水平各3户)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现场监测及入户调查的方法对农户生活污水各类污染物产排污系数进行系统定量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对农户总生活污水中TN、NH4+-N、TP产污系数无显著影响,但对污水量、COD产污系数及总生活污水中各类污染物排污系数影响显著,均表现为高收入农户中收入农户低收入农户。厕所污水对污水污染总负荷贡献率极高,COD占67%以上,TN、NH4+-N、TP占84%以上,因此,厕所污水的利用与处理率是影响污染物排污系数的主导因素,而农业收入水平及化粪池类型则对这2种因素影响显著。     

我国农村能源政策以及收入水平对农户生活能源需求的影响研究

针对传统能源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气候问题,由中央政府制定并实施的农村能源政策倡导农户使用多种清洁能源及技术。同时,商品能源逐步成为当下农户生活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举式”的能源政策是否造成甚至扩大不同能源、技术的需求差异,这一结果是否符合政策的初衷和目标?基于此,论文研究并分析2005—2014年农村能源政策以及收入水平对农户生活能源需求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的实施加剧了存在替代关系的能源、技术需求间的此消彼长;政策的溢出效应促进了部分商品能源需求;收入的提高对部分能源需求产生了正向作用。建议制定兼顾清洁能源以及商品能源的农村能源发展战略和政策,实现政策的精准发力,同时加强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影响分析——基于云南省465个农户调研数据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态宜居"的重要内容.基于云南省昭通市渔洞水库汇水区465个农户调研数据,利用双栏模型(Double Hurdle Model)实证分析农户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参与意愿及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较高,有86.9％的农户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费用,支付意愿的均值为45.616元/户/年;收入水平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支付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收入水平-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对村干部信任程度高的农户,收入水平对支付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家中常住人口数量等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也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产生影响.对比农户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两栏的结果,可以发现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有村干部、地区等变量在影响方向和程度上存在差异,说明农户参与和农户支付是两种不同的机制,需要区别对待才能更好洞悉农户意愿.实现以农户收入为核心的经济因素和以村干可信度为核心的非经济因素的合理配合是促进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关键.     

人口增长、收入水平与城市环境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备受关注。本文以城镇居民生活垃圾污染行为为起点,通过比较居民与政府目标函数,首先从理论上做出判断,城镇人口数量增加以及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均会导致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增长,从而对城市环境产生影响。随后,进一步采取Panel data的分析方法,以我国2004-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城市生活垃圾污染的角度对我国城镇人口增长、居民收入水平与城市环境间的关系进行计量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数量分别与城镇人口增长、居民收入水平间存在着长期正向协整关系,即在我国城镇化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城市生活垃圾数量的增长以及对城市环境的污染存在着内在必然性;另外,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数量的自发增长对平均增长的偏离逐年下降,可见,存在政策、制度、行为等外生因素抑制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数量的增长。最后,文章从生活垃圾控制和处理的角度,就改善我国城市环境和促进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健康不安全已成为突出社会问题

知名国情研究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日前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中国各类健康不安全人群规模相当可观，超过其他因素不安全对人们的影响。健康不安全不仅已成为中国突出的社会问题，给社会带来痛苦，而且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胡鞍钢说，在过去10年中，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但全国城乡居民患病率、患病人数都在增加，     

1999—2009年我国不同收入水平下的碳排放差异分析

碳排放差异研究对于科学合理地制定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利用IPCC参考方法对中国1999—2009年期间各省（市）CO2排放量计算的基础上,引入Theil指数,定量分析了中国不同收入水平下的CO2省际差异及其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999—2003年中国人均CO2排放量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2003—2009年中国各收入水平省份的人均排放量近似于不规则的＂M＂型增长趋势,中等偏低收入省份的人均排放量迅速增加,并超过中等收入省份;不同收入水平省份之间和各省份内部的人均CO2排放水平均存在较大的差距,但省份之间的排放不平等水平明显大于省份内部的不平等水平。因此,中国在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时,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条件下,兼顾区域和省域碳排放的特征,制定合理有效的减排目标和计划。     

社会信任、合作能力与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基于黄河灌区五省数据的验证

在政府主管的小农水供给模式无法完全满足农业分户经营的需要的现实背景下,农户参与供给是实现小农水供需平衡的有效方式。本文利用黄河灌区宁夏、内蒙古、陕西、河南和山东五个省份1558户微观农户数据,引入农户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因子,考虑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差异,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行为。首先,运用信度和效度检验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量表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以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为调节变量,分析农户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其中农户的合作能力影响程度较大,农户的社会信任影响程度次之;农户的社会信任、合作能力和参与供给意愿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最大的是农户的参与供给意愿,其次是农户的合作能力,最后为农户的社会信任;农户的社会信任对其合作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多群组分析表明,农户的农业收入水平及其所处省份显著调节农户参与小农水的供给行为。其中,农业收入作为调节变量结果显示,农业收入高的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更强烈,参与供给行为水平更高;产生参与供给意愿后,农业收入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的农户更容易将意愿转化为行为。省份作为调节变量的结果显示,陕西、河南和山东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的影响较大,河南和山东农户更容易将参与供给意愿转化为行为;宁夏和内蒙古农户的合作能力对其参与供给行为影响程度较大。根据以上结果,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农户的收入水平、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等实际情况,充分调动本地的社会资源,引导农户认识到参与小农水供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提高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和行为水平,促进小农水供需平衡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