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颗粒物源解析技术

由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开发、天津市环境保护局推荐的大气颗粒物源解析技术适用于国内各级政府、环保管理、科研、监测部门。主要技术内容一、基本原理通过测定和研究颗粒物排放源和环境空气受体中颗粒物的物理和化学特性,从而确定对受体有贡献的源类,以及各源类对受体颗粒物化学组成成分谱的贡献值和分担率。二、技术关键颗粒物源样品的采集技术;共线性排放源类识别方法和解决共线性源类不能同时纳入模型计算的问题;CMB数据模型结果的不确定性问题。效益分析通过源解析研究工作,定量给出各颗粒物排放源类对环境受体的贡献,并据此…     

中国农业能源效率动态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CSSCI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必须提高农业能源效率。文章采用1995—2018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直接能源和间接能源两个类别核算中国农业能源投入,运用EBM(Epsilon-based Measure)混合距离函数模型测算农业能源效率,利用核密度函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农业能源效率动态演变,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农业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1995—2018年,中国农业能源投入总量逐年上升,年均增长率为2%,能源投入结构从间接能源为主转变为直接能源为主。中国农业能源效率呈现“先上升-停滞-再迅速上升”的演进趋势,总体上农业能源效率偏低,存在较大提升空间。②1995—2018年,东、中、西部地区农业能源效率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7%、1.9%和1.4%,2018年东、中、西部地区农业能源效率分别为0.81、0.71和0.59,地区间差距加速扩大,中西部地区农业能源效率亟待提升。③1995—2018年,各省农业能源效率出现两极分化且绝对差距扩大。广东、山东、江西、江苏、辽宁、天津等省市农业能源效率提升明显,新疆、贵州、内蒙古等省区农业能源效率恶化。④1995—2018年,中国农业能源效率不存在全局空间相关性,但2010年以来东部地区出现局部“高-高”集聚。⑤能源一期滞后项对农业能源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能源效率提升有时滞性。人力资本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化水平对农业能源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受灾率、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对农业能源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应该以中西部地区为重点,以职业农民培育为关键,着重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地区间协作水平,发挥二、三产业的带动作用,增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     

基于面板数据分析的广州市生活污水处理现状与对策研究

在面板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剖析广州市生活污水处理的现状和问题。结果显示,广州市常住人口数量、污水处理能力和排水管道长度均呈现出较快的上升趋势。从全市尺度看,污水处理能力缺口已逐渐缩小,但各区域污水处理能力发展仍呈现出不平衡不充分状态。其中白云区缺口最大,达42.8万t/d。广州市生活污水收集率、城镇化率并不高,进水污染物浓度偏低,污水处理效能未能有最大限度的发挥,生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任重道远。5个城市中广州市排水管道长度、人均排水管道长度排名首位,但生活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能力和排水管道密度仅处于中游水平。本研究同时提出了广州市提升水环境质量针对性对策,为“十四五”加强广州市水生态环境保护,深入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支撑。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省际空间学习效应实证

当前中国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凸显,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共识。然而仅仅依靠全要素生产率不能转变生产方式,关键在于区分绿色与非绿色偏向。研究使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方法,对比分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软技术"、绿色"硬技术"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依靠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发展需要区别绿色与非绿色偏向;2必须注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绿色发展的作用及其运行机制;3不同偏向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省际空间学习效应不同;4绿色"软技术"对绿色发展贡献不充分。这就意味着,在当前中国资源环境约束日趋收紧的背景下,要区别绿色与非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作用,否则将不能促进生产方式转变,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需要重视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另一方面需要重视绿色管理技术等绿色"软技术"对绿色发展的贡献。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既要重视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又要考虑技术市场、劳动智力结构、劳动者年龄结构的影响。提升绿色"软技术"的贡献率,改善绿色技术效率变动的吸纳能力。通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省际空间学习效应,实现中国省际区域间绿色可持续协同发展。此外,在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绿色技术时,既要重视对绿色"硬技术"的吸收,又要重视对绿色"软技术"的再学习。总之,"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要继续鼓励支持绿色"硬技术"自主研发,巩固提升绿色"硬技术"对绿色发展的贡献。     

城镇化与工业化对能源强度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截面相关和异质性回归系数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

城镇化、工业化对中国能源强度的影响如何?如何在快速推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同时确保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论文以能源强度指标代替传统的能源消费指标来反映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并应用考虑截面相关性和异质性回归系数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使用共同相关效应组均值(CCEMG)估计方法对中国1978-2014年城镇化、工业化与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均实际GDP增长1%,能源强度将会降低0.412%,工业化水平增长1%,能源强度将会上升0.630%,而由于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的增加、高度集中化以及规模经济的综合作用,使得城镇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并不确定。联系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政策建议:我国应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推进"五化"协同发展;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城镇化质量,提升我国整体的能源效率,确保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推动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双重外部性约束下中国资源型企业绩效研究

中国资源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代际外部性与环境外部性的双重制约,却长期存在过度进入导致的过度开采,加剧了资源型企业的产能过剩与配置扭曲,但与此相关的"结构-行为-绩效"关系研究尚未将外部性纳入考量。本文引入双重外部性,构建了"SCP-2E"模型,并基于80家资源开采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面板数据,首先运用使用者成本法和条件估值法分别估算了代际外部性和环境外部性,然后将它们作为企业行为的因变量和影响绩效的自变量分别纳入资源型企业的SCP-2E模型中,同时考虑双重外部性下市场结构、所有权性质等因素对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资源型产业有着明显的周期性特征,而2011年以来资源型企业的兼并重组只是单纯扩大了企业规模,而没有切实提高企业效率;进一步结合企业规模和所有权性质的相关性来看,大型企业多以国有企业为主,由此说明企业规模扩大、绩效却显著降低的原因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造成的;另外,目前企业绩效的提高,主要还是依赖于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但在用电量增速较快的地区,也伴随着较大的环境外部性损失,暂时没有受到资源枯竭的约束。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监管部门应加强资源开采权的审查,提高资源型企业的进入门槛和技术标准,适当鼓励企业在不增加生产投资和规模的前提下,通过技术进步和劳动效率的提高提升绩效,而国有企业改革力度重点应放在解决大型国企的低效率问题上。政府应该权衡经济增长与代际和环境负外部性,在保证能源、资源安全的前提下,鼓励和扩大可耗竭资源的进口,逐步建立国家和企业的战略资源储备制度。     

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的门槛效应分析

在绿色发展的过程中,金融作为现代经济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一般的理论认知和实践而言,可从金融的深化和广化两个角度来看待金融发展。相对金融广化而言,金融深化更能体现金融对于资本的配置功能和金融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它通过引导投资边际收益率促进绿色发展的效率,进而影响整个绿色经济系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经济内生增长模型来检验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以2003—2014年中国280个地级单元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其内在作用的非对称性。结果表明:(1)模型推导发现,金融深化作用在不同生产部门所占份额的配置未达到最优时,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存在门槛效应,即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作用存在可能的非对称性;否则,二者以近似对数函数的关系相互作用。(2)实证发现,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在中国地级层面存在一重门槛效应,似然比检验结果表明该门槛效应在1%的临界值下显著,并且其门槛值大小为0.635 5,门限回归结果显示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在门限值前后的偏效应系数分别为-0.056 8和0.129 9,说明中国金融深化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呈现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形形状。(3)稳健性检验发现,控制变量对金融深化导致的绿色发展门槛效应的扰动仅体现在P值的变化范围之内且变化幅度较小,门限值的大小及置信区间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反映中国金融深化与绿色发展的关系结构依然稳健。显然,应当大力推进金融深化过程,突破"门槛效应"的制约,充分发挥金融深化对资本的配置效应,从而推动中国绿色发展进程。     

中国能源强度变动的就业效应研究

能源强度反映了能源的利用效率,并且可以体现出一个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的综合作用。本文在1995-2009年各省份数据的基础上,利用面板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面板协整模型分析中国区域能源强度与就业之间的动态作用及其长期均衡关系。结果显示,能源强度与就业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能源强度对就业总量和就业变动率有着负向的冲击,能源强度的降低可以有效拉动中国就业的提高。各个省份之间的能源强度对于中国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影响作用由西向东呈现出梯度递增的趋势。因此,建议通过扩大经济增长的规模降低能源强度,提高就业水平;东部地区应侧重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及发展第三产业来增加就业,而中西部地区可以适度降低能源的消费总量,并不会对就业产生较大的冲击;另外,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政策的时滞效应,通过优化工业布局,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实现能源强度变动与就业增加的良性互动。     

劳动力流动的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差异研究

我国劳动力流动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差异呈现出特殊的流动特征和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劳动力流向东南沿海。本文利用我国31个省份1997-2009年的人口总抚养负担系数、从业人员比重以及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构建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总人口中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分别对东部12省、中部9省以及西部10省的人口弹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人口抚养负担的下降对1997-2009年各地区经济增长均表现出促进作用,但中部地区人口弹性最大、东部次之、西部地区人口弹性最小。分析其原因在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各地区在吸引劳动力和有效利用劳动力方面差异扩大,反之落后。区域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减弱了抚养负担下降对本地的经济促进作用。本文提出,未来将更多的人力资本和教育资源投向西部,是引导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促使经济均衡增长、产业顺利转移、解决结构性失业等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