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因素归结为城乡分割、城市偏向的城乡二元制度,分析了这一制度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入户调查数据对这一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和市民化进程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虽然农民工具有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但由于受到市民化能力的制约,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转化为市民,因此尽快提离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成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在城乡二元制度中,除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之外,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教育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进而对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因此,未来城乡二元制度的创新重点不能再继续停留在形式化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层面,而应该尽快切换到对农民工的预期和收入等权利和待遇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教育制度上来.     

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人居环境市民化类型分异

以流动人口聚居区为研究对象,构建流动人口聚居区人居环境市民化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北京市典型流动人口聚居区的人居环境市民化程度,分析流动人口聚居区人居环境市民化的类型分异特征,并在研究基础上提出不同空间类型流动人口聚居区人居环境市民化的提升路径。结果表明:流动人口聚居区人居环境市民化进程呈“由近及远”的圈层式空间推移过程,并高度依赖于土地城市化水平;流动人口聚居区人居环境市民化存在显著的类型分异。据此,提出近郊城中村型、近郊城市住宅型和远郊城中村型3类流动人口聚居区应分别采取重建提升模式、优化提升模式和存续提升模式,以高效、有针对性地提升流动人口聚居区人居环境,缩小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的人居环境差距,实现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发展目标。     

“十三五”中国城镇化六大转型与健康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潜在内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是引领"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引擎。本文在对中国城镇化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当前中国城镇化面临着以人为本不够、城镇化效率不高、绿色发展不够、城镇规模结构不平衡、市场化不足、协调发展不够六大问题。结合"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文章认为"十三五"期间城镇化要实现健康发展,需要推动六大转型:(1)通过采取差别化落户政策和居住证制度并行的市民化二维路径,实现从以地为中心的城镇化转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2)通过土地价格市场化、提升人力资本、避免重复投资和过度投资来提高土地、劳动、资本的使用效率,实现从低效利用要素的城镇化转向高效率和高质量的城镇化;(3)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实现从"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城镇化转向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城镇化;(4)通过依托城市群这一平台,实现从规模结构不合理、大中小城市不协调的城镇化转向城市群一体化高效发展、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充分发挥的城镇化;(5)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转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民间资本作用充分发挥的城镇化;(6)通过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实现从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协调、产城脱节转向"四化同步"、产城融合的发展方式。     

行为经济学视角的农民工隐性户籍墙分析

20世纪70年代滞涨后,大量无法解释应对的现实问题让人们意识到,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基本假设存在不足,在经济研究中结合人的心理的探讨是必要的。为解释现实中农民工不积极申请积分制入户,文章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武汉市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基于行为经济学中的失望/后悔效应、牺牲陷阱、偏见与错觉理论解释了结果,提出作为户籍制度衍生的社会屏蔽,隐性户籍墙应囊括由二元户籍导致的对农民和市民在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歧视,其对农民工农转非选择的作用不仅在于这些客观歧视,还在于农民工面对歧视时的主观心理。改革开放后,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持续至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日趋活跃,尤以农民工的流动突出,凸显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性。当前,农民工对市民化的犹豫不愿意,反映户籍改革及其配套制度的建立完善不到位,其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城镇化、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尚有差距。     

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乡城劳动力两阶段转移的“中国路径”而提出的现实课题。第二代农民工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诸多显警不同的流动群体。而且也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需市民化的群体。基于现有理论的局限性和中国特殊的现实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命题并深入探讨了其内涵。进而在此基础上考察了第二代农民工的特征、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及其面临的挑战。最后就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环节和制度创新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