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市臭氧污染传输路径和潜在源区

利用NCEP全球再分析资料和HYSPLIT4模式,计算了2013—2015年常州市臭氧(O_3)超标日的气流后向轨迹。结合聚类分析方法和常州市PM2.5、PM10、SO2、NO2、O_3数据,分析了O_3超标日不同类型气团来源对各污染物浓度的影响,并利用引入权重因子后的潜在污染源贡献函数分析了影响常州市O_3超标的潜在污染源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常州市O_3超标期间易受到东南和西南方向气流影响,其中从东海和黄海途经浙江东北部、上海、江苏南部等地的东南气流占比达50%以上。自内陆途经黄山-湖州-宜兴到常州的气流对应的O_3平均质量浓度最高,为116μg/m3。自山东经枣庄-宿迁-淮安-泰州-苏州-无锡到常州的气流对应的O_3平均质量浓度最低,为78μg/m3,但该气流对应的SO2和NO2平均值为各聚类中的最高。影响常州市O_3的潜在污染源区主要在常州周边200 km以内的区域,且集中在从南京至上海的长江下游沿线区域和杭州湾区域;其中太湖湖区为重点污染源源区之一。O_3超标日影响常州NO2的潜在污染源区主要集中在江苏南部、浙江东北部和上海3个区域,太湖周边的常州、无锡、苏州和湖州等几个临近城市为潜在的重点污染源区。与影响常州O_3的WPSCF高值区相比,影响NO2的高值区分布范围更大、距离更远。影响常州O_3的潜在污染源区分布,与长江三角洲地区人为源大气污染物的高排放区域较为一致,说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O_3污染与本区域的人为源大气污染物排放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碳市场发电行业配额分配方法分析及优化建议

碳排放配额的初始分配是碳市场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平、科学、可操作的配额分配方法与配额管理体系是保证碳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石.由于排放量高、工艺流程简单且数据基础较好,中国试点碳市场与全国碳市场均优先将发电行业纳入配额管理,出台既有共性又兼具差异的配额分配方法.通过对比发电行业配额分配方法,总结对于机组分类、修正系数、产品计量和配额结转等关键问题的处理方式,发现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配额分配存在发放时间滞后、缺少结转规定、缺乏调控机制和方法尚不完善等问题.建议从方法和管理两方面完善发电行业配额分配制度,包括建立配额总量约束、明确配额结转规定、完善掺烧机组配额核定方法和优化修正系数的选取并适时引入有偿分配制度.     

杭州市区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特征及分担率

选取杭州市区绕城高速、快速路、主干道和民用支路4种典型道路进行工况测试,建立了2010年机动车CO、HC、NOx和PM10排放清单,获得了分车型、燃料类型、排放标准以及道路类型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分担率.结果表明,杭州市机动车的污染物排放分担率差别显著,乘用车、出租车和公交车是CO和HC排放的主要来源,重型货车和公交车是NOx和PM10排放的主要来源,且乘用车的NOx排放分担率也较大;柴油车的NOx和PM10的排放分担率远大于其保有量的贡献率,是其排放的主要来源,汽油车是CO和HC排放的主要来源;占保有量30%的国0和国I车辆,对CO、HC、NOx和PM10排放分担率分别为67%、69%、58%和82%;主干道是机动车CO、HC和NOx排放的主要来源,其排放分担率分别为66%、65%和64%,民用支路是PM10排放的主要来源,分担率为55%.     

重构煤炭主体专业教育的公益性

从煤炭主体专业教育具有的公益性属性分析入手,指出煤炭主体专业的办学经费日紧和煤炭主体专业边缘化与去煤化,公益性日渐式微。建议从国家、高校、企业、个人家庭等各个层次全方位重构煤炭主体专业教育的公益性,加强国家利益至上,强化政府主渠道作用,在政策与教育投入要向其倾斜,优先发展与保障煤炭主体专业的教育,制定相关法规确保煤炭专业生源与人才培养质量,并在该领域就业。国家、企业、高校与个人家庭利益相关者都应在制度上强化各自应有的责任,从而形成一个多层次全方位良性互动发展的培养与吸纳人才的机制,确保煤炭主体专业教育的公益性,促进煤炭主体专业健康发展,满足安全生产的人才需求的供给,从而为煤炭安全生产提供重要保障。     

改性沸石(Na-Y型)对Ni2+的吸附行为

将天然沸石熔融制得新型改性沸石(Na-Y型),研究Na-Y型沸石对Ni2 的吸附行为.结果表明,对Ni2 的饱和吸附量,Na-Y型沸石为31.04mg·g-1,而天然斜发沸石和Na型沸石(NaCl改性)仅为3.60mg·g-1和7.64 mg·g-1.Na-Y型沸石对Ni2 的等温吸附行为符合Freundlich方程.对溶液中Ni2 的吸附量在初始阶段(0-5h)快速上升,而后趋于平缓.共存阳离子对Na-Y型沸石吸附Ni2 的影响为:Co2 》Ca2 》Fe3 》 K .     

北京市发展CNG汽车的条件与前景分析

北京市汽车排放污染物贡献率已达到：HC73.5％，CO63．4％，NOx46％。用CNG代替汽油作汽车燃料，可使CO减少97％、HC减少72％、NOx减少39％、CO2减少24％、SO2减少90％。建立CNG加气站和CNG汽车改装这两个CNG应用关键问题在技术上、经济上都是可行的。北京市CNG燃料来源有保障。北京市车辆都比较适合使用CNG气体燃料。北京有很强的CNG汽车产业科技力量。对北京市当前发展CNG汽车产业提出了一些建议。     

可持续发展下的生态经济学理论透视

生态经济学是一门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兴交叉学科，可持续发展是生态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人类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极大关注推动了生态经济学的发展。本文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凸显和生态经济学的兴起，着重指出生态经济学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的认识；阐述了可持续发展条件与状态的生态经济学理论内涵；论述了生态经济系统的本质特征及其可持续发展评估的核心内容；概括了可持续发展评估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及其目标和衡量方法。     

丹阳市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及相互作用

通过丹阳市4个村320户农户实地问卷调查,分析了丹阳市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由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给出了影响因素的驱动力、贡献率的数学表达。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宅基地个数、家庭总收入等影响因素对流转意愿呈正相关;户主年龄、家庭人口数量等影响因素对流转意愿呈负相关。同一农户的影响因素在不同阶段对流转意愿度的贡献率不同,家庭收入和户主年龄是影响宅基地流转的主要因素,他们对宅基地流转分别起着推力和阻力作用,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两者之间彼此消长。实地抽样结果分析表明,丹阳农村户主文化程度若为初中且年龄在35岁时,家庭收入能达到34 000元的话,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度超过50%。以后每年家庭收入能有一定增速的话,农户流转意愿度将持续保持在50%以上。     

湖北省珍稀濒危保护水禽物种多样性及种群数量

使用直接计数法和专项调查法于1996年5月～2003年7月对湖北省珍稀濒危保护水禽物种多样性和种群数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珍稀濒危保护水禽有45种,隶属于6目9科24属;记录到34种,其中有黄嘴白鹭和小苇鳽2个新记录种。按区系型分,古北界种类占优势,有35种,东洋种8种,广布种2种;按季节型分,冬候鸟为主体,有30种,夏候鸟8种,旅鸟5种,留鸟2种;按生活型分,涉禽23种,游禽22种,种类几乎相等。种群数量为41.1796万只。在45种珍稀水禽中,IUC红皮书水禽23种,8 247只;中国红皮书水禽22种,3 615只;CITES濒危水禽23种,40.631 6万只;国家重点保护水禽24种,3 838只。角等11种水禽未发现,可能已绝迹或极度濒危。按水禽1 %地理种群数量的标准,洪湖、沉湖、龙感湖、梁子湖、网湖等湿地可以确定为国际重要湿地。     

“地球工程”作为减缓气候变化手段的几个关键问题

减缓气候变化可以在大的地理尺度上以工程技术手段来实施。地球工程包括所有能源生产和消费以外的、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管理的,在较大的地球尺度或规模上,去除大气中的CO2或直接控制太阳辐射而降温的各种人为的工程技术手段,主要包括三大类:绿色生物技术手段、碳捕获与埋存技术和太阳光辐射额度控制管理技术。这一类地球工程手段有着一系列经济、技术、环境、伦理、安全和不确定性含义。本文就近年来国际上关于地球工程作为减缓气候变化可能技术选择的几个关键问题开展了分析和讨论,涉及概念界定、技术特点、可能影响、治理构架等。作者认为,对于直接作用于碳的地球工程手段,如绿色生物技术手段和碳捕获与埋存技术,风险小、可操控;太阳光辐管理技术,通过人为排放到大气的SO2和气溶胶等的降温效应,来控制地球气温的上升,尽管使用的经济成本可能不高,具有实际操作可能,但其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可能的安全含义,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从伦理上看,当代人是否有权来开展太阳光辐管理技术这类具有巨大科学不确定性的地球工程存在争议,在科学不确定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就失去了伦理学基础。从法律上看,人工干预太阳辐射,即使是科学实验或研究,由于其影响超出了国界,超出了当代人,也超出了人类社会,如果有人采取行动,也存在法律依据上的质疑。人工干预太阳辐射的研究和实施,需要一个国际治理构架。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单独行动,需要"相互约束"的治理构架——"自我约束"以换取他国同意"自我约束"。鉴于气候变化和光辐管理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目前不宜实施,短期内也不会提上议事日程。太阳光辐管理技术影响的复杂性和气候变化风险的迫切性,需要我们加大科学研究力度,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世界第一大CO2排放国,地域空间气候条件存在巨大差异性。从减排成本的角度,从气候影响的空间差异性,开展地球工程的科学研究,有着科学、政策和国际气候外交的积极意义。但是,相关的科学研究需要国际制度构架。由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谈判尚未涉及,需要开展系统科学、技术、经济、法律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提高科学认知度,为国际谈判和政策选择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