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胁迫的驱动因素及空间效应

污染物排放基数大、内生与跨区排污累积是长江经济带污染防治面临的严峻现实，高强度环境污染胁迫过程已成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障碍.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27个地市级及以上单元为实证案例，选取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4项污染物指标，在基于熵值法的环境污染胁迫指数（EPSI）测度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定量分解环境污染胁迫的驱动因素及空间效应，为制定面向污染源管控的环境规制提供科学参考.研究发现：①2011—2015年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胁迫程度降低4.8%，胁迫程度由上游向下游递增，其中，上游干流、太湖流域及下游干流的胁迫程度较为突出.②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胁迫程度整体趋稳、局部改善，高污染胁迫区在长三角地区集中分布，滇川贵渝、湘鄂赣、江浙沪皖等交界地区，以及昆明至重庆一带已形成的高胁迫区亦是未来管制重点.③环境污染胁迫过程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本地胁迫程度增加的同时引起邻地胁迫加剧.随着环境管控趋紧，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胁迫的外部性有所缓解.④人口规模和城镇化水平是驱动本地胁迫程度提升的重要因素，二者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于周边地区，而工业化、农业经济份额、内外资等因素仅能作用于本地的环境污染胁迫过程.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胁迫驱动因素的多元化趋势表明，应实施系统化、源头化综合治理以缓解环境污染胁迫态势，需引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提升建设开发行为的环境效益、规避外资驱动的跨区污染转移、发挥国有资本在环境处置与保护过程中的示范作用.

Driving factor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tress and their spatial effect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