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森林生态承载力及其重心迁移研究

以安徽省72个区县为研究样本,基于PSR(Pressure-State-Response)模型,运用熵权法与专家法确定综合权重,根据综合指数法计算森林生态承载力指数,并对2001～2016年安徽省森林生态承载力进行时空分析,同时在GIS技术支持下对安徽省县域森林生态承载力重心轨迹的演变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森林生态承载力状况整体上得到了很大改善,全省大部分区县处于可载等级;政府林业投资强度、天然林保护面积占比、退耕还林面积占比、林分结构等指标权重较大;省内森林生态承载力水平分布不均衡,超载地区主要分布在皖北平原地区,可载地区则大多分布在皖西南山区;森林生态承载力重心在2001～2006年从西北向东南方向迁移,2006～2009年从东南向东北方向迁移,2009～2016再次向东南方向迁移,且迁移的速度明显加快.     

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国土空间功能空间一致性研究

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国土空间功能的空间一致性问题是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旅游地理学和区域国土空间规划关注的焦点问题.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构建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国土空间功能评价的集成指标体系,采用综合评价法、生态位宽度模型及空间分析法等,分析二者的空间一致性问题.通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冷、热点分布均呈"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格局;与社会经济环境容纳力显著的空间极化特征相比,旅游资源承载力与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空间格局更具均衡性和相似性.(2)6个旅游休闲功能优势区均与产业发展、生态服务功能等形成复合功能区,其无法成为某一地区的单一主导功能,证明了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分解维度的可靠性.(3)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与旅游休闲功能的标准差椭圆均呈扁平化的东南-西北方向分布,且形态更为吻合,地理联系率为最高的78.54％,二者呈现高度的空间一致性.受社会经济环境容纳力较弱和国家生态保护等限制性条件约束,部分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热点区的旅游休闲功能并不突出.     

浙江省县域碳排放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4～2020年浙江省62个县域碳排放及社会经济数据,针对浙江省县域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与异质性进行分级。通过全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分析县域碳排放的空间依赖性与时空演变特征,通过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分析县域碳排放的空间集聚性。采用空间误差STIRPAT模型对浙江省县域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浙江省县域碳排放总量波动但总体呈增长趋势,县域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空间集聚态势相对稳定;高—高集聚类型县域主要集中在省内东北部地区,低—低集聚类型县域则主要集中在省内西南部地区;县域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和集聚性符合地理极化效应假说,县域人均GDP与碳排放还未呈现“脱钩”关系,产业规模化发展与科技创新所带来的低碳效应尚未显现;单个县域碳排放受相邻县域碳排放的正向影响,且县域之间其他影响碳排放的社会经济因素也具有空间相关性。因此,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实现“双碳”目标的政策除了从产业方面布局之外,还应注重从空间视角动态综合考虑。     

基于生态足迹服务价值法的生态承载力时空演化

为了客观地评价生态承载力及其时空演化规律，通过构建以价值量为单位的生态足迹-服务价值法的生态承载力分析框架，选取2000~2015年陕西省97个区县的面板数据，运用全局Moran’s I、LISA集聚图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分析了陕西省生态承载力指数的分布特征、演化路径及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陕西省及三大地区生态承载力指数先快速升高后缓慢降低，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和空间异质性，低值集聚现象明显，且向关中地区集中。（2）林地面积和当量因子价值是促进生态承载力指数提高的主要因素，人均消费价值是抑制生态承载力指数提升的主要因素。（3）影响陕北、关中和陕南地区生态承载力指数的驱动因素存在差异。因此，陕西省需要加大生态修复工程投入力度，减缓人均消费价值增长速度，实施差异化的生态承载力政策，以达到改善生态承载力的目标。     

浙江县域土地经济效益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

以土地投入和土地产出耦合协调度表征土地经济效益,采用空间分析法和地理探测器分析浙江省县域土地经济效益空间格局演变,揭示其演化机理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2005~2014年浙江省各县(市)土地经济效益均提高,但空间自相关性降低;土地经济效益县域间差异扩大,空间分布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东-西方向上;空间分异朝多峰值演化,高值区面积缩减,低值区面积扩张;浙江省土地经济效益主要驱动因素是建成区比重、非农业就业人口、地形起伏度和第三产业比重。分析表明,为提升浙江省土地经济效益,应促进城镇化发展中土地和人口、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提高建成区经济要素投入,提升第三产业比重。     

农地整理项目的绩效评价及其空间特征研究——基于湖北省2001~2009年322个省级项目

大样本的农地整理项目绩效研究，对科学制定农地整理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利用湖北省2001~2009年322个省级投资农地整理项目的相关数据，构建了农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的13项指标，借助特尔斐法和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到各指标的权重值，加权得到各项目绩效评价总分值，并分析了项目绩效及其空间分布特征、项目绩效与单位面积投资、项目数量与地区耕地资源禀赋的关系。研究表明：大多数农地整理项目的绩效处于一般水平，少数项目达到绩效良好水平，在整体上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一定投资标准范围内，单位面积投资与项目绩效之间相关性显著，投资增加会导致项目绩效的增加；因应不同的工程模式区，各地市州之间项目绩效评价总分值的平均水平有点差距，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各地市州所实施项目数量与地区耕地资源禀赋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表明农地整理投资未偏离提升粮食主产市县粮食生产能力的政策方向     

陕北地区土地利用与生态承载力动态变化分析

本文研究了陕北地区2003-2007年土地利用类型结构、动态度、程度以及生态承载力的时空动态变化,并采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陕北地区延安市、榆林市土地利用程度与人均生态承载力的关系。结果表明,陕北地区耕地、牧草地、未利用土地面积总量及其比例减小,园地、林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水域面积增加;土地利用程度不断降低,总生态承载力和人均生态承载力逐年递减。论文还分析讨论了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对生态承载力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对策建议等问题。     

基于GIS的太湖流域主要生态风险源危险度综合评价研究

以太湖流域主要生态风险源为评价对象，充分考虑多类型多等级风险源作用强度的差异性，构建了风险源危险度评价模型，并在此基础上依据风险源发生机率、强度及作用范围等建立了太湖流域洪涝、干旱、极端气象、土壤侵蚀及污染排放等主要生态风险源的危险度评价指标体系。在ArcGIS技术支持下，创建了太湖流域1 606个网格和24个县市的风险源危险度统计数据库，采用AHP权重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叠加分析、空间分析等技术方法最终实现太湖流域单要素及综合生态风险源危险度的定量评价。结果表明流域内生态风险源的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规律。其中，高生态风险源危险区集中分布在环太湖北部一带，面积约占流域面积的1172%；较高危险区主要呈“西北 北 东北 东”半环状分布格局，所占面积约2452%，危险度较低的区域集中在流域西南部的苕溪流域一带，面积占1566%。此外，不同区域主导生态风险源组成亦不同，约599%的区域是以污染排放为主导生态风险源，主要分布在镇江 宜兴 长兴 安吉一线以东的地区；2545%的区域主导生态风险源为干旱，主要集中在镇江 宜兴 长兴 安吉一线以西；1244%的区域是以洪涝灾害为主导风险源，集中分布在湖州、宜兴等地；而以水土流失、极端气象灾害作为主导风险源地区相对较为分散，所占比例较小     

基于本地生态足迹模型的浙江省可持续发展评价

生态足迹法是一种评估区域可持续发展程度和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情况的工具。通过对一般生态足迹法的调整，运用本地生态足迹模型，对浙江省本地生态足迹的时空特性和环境生态的潜在危险性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1)2006年浙江省人均本地生态足迹 2.763 8 hm2，人均生态承载力 0.437 9 hm2，人均本地生态赤字 2.325 9 hm2；(2)1991～2006年浙江省的本地生态足迹都超过了生态承载力，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出环境生态的不可持续性；(3)2005年浙江省11个城市的本地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表现出一定的差异；(4)浙江全省生态足迹强度指数从1991年的2078上升到2006年的5952，16年间生态强度指数增大了近3倍，单位可承载面积内的实际生态压力越来越大，环境生态的潜在危险性有扩大之势.     

贵州省水资源承载力的空间地域差异

水资源承载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各种自然资源承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的发展和发展规模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水资源承载力是涉及到人口、社会经济发展以及资源环境在内的复杂巨系统，通过利用综合多种因素的状态空间法，从综合、宏观的角度来描述研究区域现实的承载状况，并对其进行定量化表示和分析。以贵州省为例，根据其具体情况，选取了9个指标构成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各指标运用反映客观赋权的熵值法进行权重的确定，然后通过状态空间法求算出贵州省现实的水资源承载状态值及其理想状态值。计算结果表明，贵州省目前的水资源承载状况总体上处于超载状态，但不同的地区又有所差异，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地域性。根据贵州省水资源承载的现状值与理想值的比较，把整个贵州省水资源承载力划分为3种类型区：严重超载区、满载区及可载区。计算结果符合贵州省水资源实际情况，对贵州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重庆市江津区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差异研究

针对重庆市江津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本底和土地利用特点,从承载强度、承载效益、承载潜力3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江津区2007～2016年土地资源承载力进行综合评价,并引入障碍度模型得出各乡镇土地资源承载力障碍因素。结果表明:(1)2007～2016年期间,江津区的土地资源承载力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较小,土地资源承载力仍然偏低,各乡镇土地资源承载状态均未达到良好状态,仍需采取各种措施不断提升土地资源承载力,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区域差距近年有所减小,空间上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2)各子系统对承载力的贡献大小不一,承载强度贡献最大,承载潜力次之,承载效益贡献最小,承载效益是提高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关键;(3)江津区土地资源承载力的主要障碍因素是单位建设用地产出、林地占比、人均生态用地、环保投资指数、人均耕地面积、水域占比、水土流失率、未利用地占比、单位农用地产出,各乡镇障碍因素差别较大;(4)障碍因素不同的区域,应采取不同的措施提升土地资源承载力。主要城区和工业园区所在地应适当控制人口数量,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应大力实施耕地休耕和退耕还林政策,促进农民生计方式转变;经济发展受生态保护限制的地区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土地利用方式。     

浙江省碳排放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2005~2010年浙江省各县市区的社会经济数据和能耗数据,测算了各县市区的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和地均碳排放量,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了县域尺度下相邻县市区碳排放指标的空间关联性,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定量描述了各县市区碳排放总量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浙江省的碳排放总量从30 486万t增加到49 559万t。人均碳排放量和地均碳排放量也均呈增长趋势,且空间差异显著。(2)各县市区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和地均碳排放量均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总体上浙北浙东呈高高集聚,浙西南呈低低集聚。(3)人口和投资是影响碳排放总量的重要因素,且存在空间异质性。投资对浙西南碳排放的影响逐渐增大。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承载力时空格局研究

生态承载力评价研究的开展,对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长江经济带130地市为例,从生态支撑力和生态压力两方面对生态承载力进行量化研究,通过构建较为完整的生态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对评价指标进行赋权,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支撑力、生态压力和生态承载力状况进行评价,探讨了2003、2008和2013年长江经济带生态支撑力、生态压力和生态承载力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3~2013年间长江经济带生态支撑力逐渐上升,空间格局由上、下、中游梯度递减向中、上、下游梯度递减转变;生态压力持续增大,空间格局均为下、中、上游梯度递减;生态承载力先下降后上升,空间格局由上、中、下游梯度递减向中、上、下游梯度递减转变。生态承载力影响因素由环境治理和节能减排主导转变为由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主导。     

浙江省土地利用格局时空变化及生态风险评价

基于1990~2015年浙江省6期的土地利用数据，分析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构建生态风险指数，对不同时期的浙江省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1）浙江省土地利用变化表现为耕地大量减少而建设用地剧增；土地利用转移方向主要为耕地、林地、水域向建设用地转移；其中以2000~20005年和2010~2015年土地利用动态度最高；（2）浙江省生态环境质量下降。中生态风险区是区域的主导类型，较高、高生态风险区向外扩张，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杭州湾附近，沿海区域，杭州西南部、衢州和金华三市接壤区域。低等级生态风险区分布在相邻高等级生态风险区的周围，大致成圈层状向外扩散;（3）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等级转换差异较大。生态风险转移主要是由低向高等级转换，且其生态风险等级年均转换速率呈上升趋势，生态风险转换主要发生在城市、沿海区域如杭州湾附近、温州、台州沿海等经济发展活跃的地区;（4）浙江省各地级市生态风险值时空分异较大。各市生态风险值主要呈上升趋势，宁波市生态风险变化最大，衢州市变化最小。空间分布上，杭州市生态风险值最高，远大于其他地级市，舟山市生态风险值最低。     

基于MODIS数据的安徽省植被水分利用效率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

水分利用效率是衡量生态系统碳水循环耦合程度的重要指标。基于MODIS数据、土地覆盖类型数据和气象数据，估算安徽省植被水分利用效率(WUE），采用趋势分析法和相关分析法对安徽省2000~2014年植被WUE的时空格局、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1）不同植被类型的WUE年均值差异明显，常绿阔叶林和常绿针叶林的WUE均值较高，分别达到1.66和1.69 gC?mm-1?m-2，而耕地的年均WUE最低，各植被类型的年均WUE按照“常绿针叶林>常绿阔叶林>灌木>草地>落叶阔叶林>针阔混交林>耕地”的顺序递减。植被年均WUE具有较强的空间分异性规律，整体上呈现南北高中间低的趋势，植被WUE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分布范围与常绿针叶林、常绿阔叶林的分布范围基本一致。（2）安徽省2000~2014年植被WUE年内变化呈现出“增加-减小-增加-减小”的M状“双峰型”趋势，具有明显的季节差异，呈现出春季＞秋季＞夏季＞冬季的特征，各季节植被WUE的均值分别占植被WUE的32.58%、24.91%、29.27%、13.24%。（3）安徽省植被WUE动态变化受到降水影响显著的区域占比3.88%；气温显著影响的区域占比2.19%；降水显著影响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林地范围内，温度显著影响的地区则位于耕地范围内，降水和气温综合显著影响所占面积最小，为0.11%；而植被WUE受气温和降水影响均不显著占比为93.82%；整体上，安徽省大部分地区的植被WUE变化主要受非气候因素影响。     

四川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四川森林是我国三大林区之一“青藏高原东部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区的森林植被是维系长江流域生态平衡的主要天然屏障。本区森林资源能否持续发展整关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通过对四川森林资源的现状，特点和存在问题的分析表明，四川森林资源丰富，具很高的生物多样性，发展潜力大，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但天然林多、人工林少、林地土中退化严重，资源分布不均，树种单一，森林结构不合理，引种与林副产品的开发也存在许多问题，经济、生态效益差，也是森林植被生态系统的脆弱区之一。要促进该省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保护其生物多样性，发挥潜力，增强生态屏障作用，必须走以保护为主，多渠道开发，经济与生态效益并重的综合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