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地现状谈土地工程学科建设

研究目的:建设土地工程学科,解决土地问题。研究方法:围绕土地工程学科建设,运用综合分析法进行深入阐述。研究结果:(1)土地资源存在土地沙化面积不断扩大、水土流失严重、土壤污染总体形势严峻等问题;(2)土地整治与高标准农田建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3)要解决土地问题,必须有科学的学科体系支撑,并指出目前土地工程学科建设情况。研究结论:要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加强土地工程学科建设,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土地工程实践,以工程实践丰富土地工程理论体系。     

农地整治效率评价研究——基于标杆管理和DEA模型

农地整治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三农"问题解决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农地整治领域的投入逐年增加。本文以湖北省岗前平原工程模式区的22个县(市、区)农地整治为对象,收集并整理其投入和产出的数据,运用标杆管理理论和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对其效率进行评价,包括综合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及超效率,判断其DEA有效性,提出农地整治DEA无效地区的标杆选择方法,确立出DEA有效地区为农地整治的备选标杆,运用投影分析法找出DEA无效地区与标杆间的效率差距并分析原因,进一步提出向标杆学习的持续改进方法并对改进的效果进行检查。研究表明:湖北省岗前平原工程模式区农地整治的效率整体较高,其中DEA综合效率有效的地区9个,13个地区的技术效率有效,9个地区的规模效率有效,三个效率均值依次是0.912 9,0.949 5,0.962 0,且该工程模式区的西、中、东三个片区农地整治的效率均值呈现出中间高两边低的明显态势;农地整治DEA无效的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江夏区等5个地区单位面积投资冗余率超过了10%,武穴市等4个地区的平均建设规模的冗余率超过20%,土地纠纷减少率、田块规整变化率和水土流失治理率3个指标不足率较高,江夏区土地纠纷减少和田块规整变化不足率均最高,分别达到28.31%和15.79%。在未来的项目中,湖北省岗前平原工程模式区农地整治应注意其投入规模,优化投入产出结构,提高投入资源的合理利用程度,同时提高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以促进综合效率的提升。     

长江经济带土地开发均衡度及限度评价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5~2015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从土地开发均衡度和土地开发限度两方面对该地区的土地开发强度进行综合评价。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土地均衡度呈现两极分化,东部和西部地区土地开发失衡,中部地区土地开发相对均衡;(2)长江经济带整体土地开发限度为5.58%,11省市均超过或临近极限值,未来需建立集约型土地开发模式;(3)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的土地开发强度差异显著,呈现出下游高上游低,东部高集聚的空间格局。因此,应参考各省市土地开发限度对规划进行修编;增强土地供给能力,为建设用地紧张地区挖掘新的开发潜力;建立跨区域的土地开发体制等,通过完善政策法规促进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     

重庆市江津区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差异研究

针对重庆市江津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本底和土地利用特点,从承载强度、承载效益、承载潜力3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江津区2007～2016年土地资源承载力进行综合评价,并引入障碍度模型得出各乡镇土地资源承载力障碍因素。结果表明:(1)2007～2016年期间,江津区的土地资源承载力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较小,土地资源承载力仍然偏低,各乡镇土地资源承载状态均未达到良好状态,仍需采取各种措施不断提升土地资源承载力,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区域差距近年有所减小,空间上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2)各子系统对承载力的贡献大小不一,承载强度贡献最大,承载潜力次之,承载效益贡献最小,承载效益是提高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关键;(3)江津区土地资源承载力的主要障碍因素是单位建设用地产出、林地占比、人均生态用地、环保投资指数、人均耕地面积、水域占比、水土流失率、未利用地占比、单位农用地产出,各乡镇障碍因素差别较大;(4)障碍因素不同的区域,应采取不同的措施提升土地资源承载力。主要城区和工业园区所在地应适当控制人口数量,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应大力实施耕地休耕和退耕还林政策,促进农民生计方式转变;经济发展受生态保护限制的地区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土地利用方式。     

不同农地整治措施对土壤细菌多样性的影响

为了研究不同农地整治措施对土壤细菌的影响,通过高通量测序技术,对不同农地整治措施下土壤细菌多样性与种群结构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从细菌多样性来看,实施农地整治的样点土壤细菌多样性显著提高;(2)从细菌种群结构来看,实施田块归并、平整土地、筑造沟渠以及土壤培肥等措施有效提高了甲基暖菌属(Methylocaldum)、亚硝化单胞菌(Nitrosomonas)、脱硫线菌属(Desulfonema)等有益菌属的丰度;(3)通过与土壤环境因子的相关性分析,酸碱度、铜和铅含量是影响农地整治区土壤细菌多样性与结构的重要因素。该研究证实了农地整治对提高土壤细菌多样性和改善土壤质量的重要作用,也为农地整治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黄土丘陵土石山区土地综合整治分区研究

土地整治分区是土地整治科学合理、经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本文从系统论角度,结合中国晋南黄土丘陵土石山区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引入多目标(生态保护、土地利用、经济发展)、多尺度(工程、流域、县乡)整治思想,兼顾草本灌木植被生态保护、土壤抗侵蚀要求,以行政村为单元,采用聚类分析法,开展了晋城市泽州县的县域土地综合整治分区划定。研究表明,该类地区以地貌为主要因子,结合植被类型、土壤分布特征,以保水、保肥与保土为重点,划分为:低中山草灌褐土整治区,低中山、丘陵褐土性土整治区;平原褐土性土、红黏土整治区,丘陵褐土性土整治区及低中山草灌、褐土性土整治区五类区域,研究结果对此类地区的土地整治具有指导作用。     

我国中西部生态脆弱带坡耕地水土流失及坡地梯化

中西部生态脆弱带是我国坡耕地集中分布地区 ,坡耕地水土流失是中西部生态脆弱带水土流失的主要类型 ,坡地梯化是防治坡耕地水土流失和实现坡耕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措施 ,国家应加大投资力度开展以坡地梯化为中心的坡耕地综合开发整治工作     

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汉江上游流域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及对策

汉江上游是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流域生态环境建设是保障水源地水质安全的关键.针对上游流域水环境污染、土地利用以及水土流失等重大生态环境问题,结合流域数字高程模型及水质调查对其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1)丹江流域、库区流域及汉中盆地水质较差,COD<,Mn>和氨氮成为水源区主要污染物;(2)各子流域区植被覆盖占各自面积的71.2%～95.7%,表明流域植被覆盖较好,但沿河岸100 m范围内农业用地占29.2%～43.4%,且多为坡耕地;(3)流域水土流失严重,2000年左右流域侵蚀图显示汉江源头、秦岭南及大巴山北均出现了大片年均侵蚀模数>2 200 t/km2的区域,且有日益增强的趋势.提出加大水环境污染整治力度、加强农业用肥管理及河岸带建设、水土保持建设以及加强流域水环境及水土保持监测和科研工作等对策.     

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实施的时空分异及其协调性分析

以县域为研究单元，采取数理统计和重心模型法分析1998～2017年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的时空分异特征；基于整治强度、整治潜力和整治难度等土地整治实施的核心指标，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综合评判1998～2017年湖北省土地整治实施的协调性。结果表明：（1)1998～2017年湖北省土地整治总体呈现出上升的发展态势，投资规模、建设规模、新增耕地规模和项目数量均表现为先快速增长后有所回落最后趋于平稳的特点，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鄂中平原地区高，鄂东和鄂西地区较低的格局特征。（2）1998～2017年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各实施要素的重心均位于江汉平原腹地，并在天门市-钟祥市-京山县一带呈波动式变化。(3）1998～2017年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协调度呈现低度耦合协调、中度耦合协调和高度耦合协调3种状态，低度耦合协调状态主要集中在鄂北和鄂东低丘岗地区，高度耦合协调状态主要分布在鄂中平原地区，中度耦合协调状态分布较广，全省范围内均有覆盖。对区域土地整治项目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实施协调性研究可为新时期我国统筹区域土地整治事业发展及实施差别化管控策略提供有益参考。     

桂西北喀斯特地区水土流失敏感性评价

由于碳酸盐岩的可溶蚀性、所形成土壤的不稳定性及碳酸盐岩植被的脆弱性等特征，在碳酸盐岩区水土流失的风险较非碳酸盐岩区更大，水土流失敏感性受岩性的影响比非碳酸盐岩地区更明显。作为生态功能区划的基础性工作，针对桂西北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以河池市为例，分别建立了碳酸盐岩区域和非碳酸盐岩区域水土流失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以碳酸盐岩区岩性的差异为主导指标，在GIS技术支持下，对研究区水土流失敏感性进行评价，并分析其空间分布格局。结果显示：桂西北河池市水土流失敏感区面积比例在99%以上，其中碳酸盐岩区域水土流失敏感性明显高于非碳酸盐岩区域；从全市来看，水土流失敏感程度较高，其中高度敏感和极度敏感面积比例分别达到了31%和237%；水土流失重要敏感区主要分布于河池市南部的都安大化和中北部岩溶山原区，这些地区应加强生态环境防护措施。     

江苏县域交通优势度的空间格局研究

采用《省级主体功能区域划分技术规程》的技术流程和评价方法,基于GIS技术,以交通网络密度Di、交通干线影响度Ci和区位优势度Si为指标,对江苏省62个县域单项指标和集成性指标进行测算,分析了江苏省交通优势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成因。研究发现:(1)交通优势度区域差异明显,南高北低;(2)交通优势度具有空间自相关性,高值区和低值区呈现出相对集聚镶嵌分布的空间格局,形成以沿沪宁线和沿江地区分布的高值区,沿废黄河、沿洪泽湖和沿海分布的低值区;(3)交通优势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耦合性,两者相关系数达到0.798;(4)交通优势度呈现正偏态的特征。12.1%的面积具有突出的交通优势,2.7%的面积处于交通缺乏区域,大约68%的面积处于中等或较低区域。加强低值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各县域与上海和13个省辖市的经济联系,提高江苏交通优势度,为江苏区域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作用。     

土地整治驱动下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变化研究——以上海市合庆镇为例

基于上海市合庆镇土地整治项目,通过土地利用指数、空间自相关性以及景观格局指数的分析:(1)土地整治带来的区域土地利用变化情况;(2)验证土地整治是否能起到土地集聚的作用;(3)使用景观格局指数分析土地利用空间配置关系。结果表明,整治后的项目区内建设用地明显减少,耕地数量明显增加,并且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等土地利用指数同土地整治活动之间存在相关性。使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能够很好地验证土地整治活动对土地产生的集聚效应,并且在5~10m的格网尺度下采用土地利用程度修正模型能很好地反映建设用地和耕地的局部集聚效应。此外,区域由以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并存转向以农业活动为主,"斑块-廊道-基质"的景观结构变化显著。     

近15年来长江源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

长江源区是我国重要的水源涵养区,也是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和生态变化最为敏感的地区。基于1986年TM和2000年ETM+卫星遥感数据和野外实地调查,采用GIS软件和景观生态空间分布格局分析方法,对长江源区近15年来土地利用类型的时空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986～2000年,源区林地和湿地面积减少54.2 %和42.69 %,建设用地、耕地和未利用土地面积分别增加120 %、43.83 %和21.1 %。全区土地利用的空间位置转换面积大于其数量变化,土地利用类型总变化的面积大小依次是草地＞未利用土地＞湿地＞水域＞林地＞耕地＞建设用地。土地利用动态转化过程以草地转化为未利用土地、湿地转化为草地和未利用地逆转为草地为主要特征。15年里景观破碎化程度加剧,分维数和多样性指数增加,优势度降低,景观异质性增强。长江源区脆弱的生态体系对土地利用变化响应强烈,造成水土流失与沙漠化程度加剧,导致大范围高寒草甸、草原植被退化,湿地萎缩。气候变化和人类经济活动是导致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     

经济结构调整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影响差异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利用动态修正的协调度模型测算出中国31个省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经济结构对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城镇化协调度的影响机制、方向及程度。研究表明:(1)各省市的城镇化协调度虽然呈逐年上升态势,但整体仍然处于较低水平。(2)城镇化协调度演变具有阶段性特征,2007年以前各省市的城镇化协调度增长幅度较小,之后增幅明显加快。(3)城镇化协调度存在空间分异现象,整体上,协调度呈由东向西递减态势。(4)固定资产投资/GDP(投资结构)的提高对城镇化协调度提升的贡献最大,原因可能是固定资产投资可以通过短期的需求效应和长期的供给效应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分配结构)的拉大则会显著降低城镇化协调性水平,原因可能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一方面会使得城镇相对农村拥有更大的吸引力,从而促使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寻求收入上的相对均衡;另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拉大会降低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弱化社会经济活力,阻碍土地城镇化进程,因此需要通过平衡城乡间的资源分配,提高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5)影响东、中、西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关键经济结构因素存在地区差异,其中,固定资产投资/GDP(投资结构)是影响东部地区城镇化协调度最主要的因素;城乡居民储蓄额/GDP(金融结构)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提高均有最大贡献。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城镇化发展政策时应分区域对症下药。     

农地整理项目治理绩效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浙江省48个国投项目为例

从农村土地整理的内涵及现实情境出发构建投入产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DEA方法对浙江省已竣工验收的48个国家投资土地整理项目效率水平进行测度,借此深入分析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的治理绩效以及影响因素,旨在为改善我国农村土地整理项目治理绩效研究提供新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结果显示:(1)浙江省48个国家投资项目的综合效率均值为0.851、技术效率均值为0.903、规模效率均值为0.936,说明项目总体治理绩效较好,但项目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2)超效率分析发现,杭州北部、宁波南部和温州东南部等自然和社会条件较好地区的项目绩效水平较高,衢州西部和奉化西南等丘陵地区绩效水平较低;(3)影响因素分析发现,生态防护林种植数量、灌溉渠系长度、土地平整土方量、田间道路长度等工程投入过量,作物总产值增加量、单位面积涉及人口数、植被覆盖率等产出不足是导致绩效不高的主要原因;(4)DEA分析法是一种有效的治理绩效分析法,有助于从技术改进和规模调整角度来理解农村土地整理项目治理绩效内涵。根据结论,提出应该从生产技术上增强项目投入产出的转化能力,以改善绩效水平。     

土地细碎化与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采纳决策——以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为例

利用湖北省1710份农户的微观数据,运用Double-hurdle模型,实证分析土地细碎化对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采纳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1)总体来说,土地细碎化对农户是否采纳环境友好型技术,以及采纳密度(采纳环境友好型技术的面积/总农地经营面积)均产生负向影响;(2)对男性和低自我效能感知主体而言,土地细碎化对其是否采纳环境友好型技术决策和采纳密度决策均产生负向影响;而对女性和高自我效能感知主体,则未产生显著影响;(3)土地细碎化对强社会网络主体的是否采纳决策产生影响,对其采纳密度决策不产生影响,土地细碎化对弱社会网络主体的是否采纳和采纳密度决策均产生负向影响;(4)土地细碎化对低农业收入依赖主体的采纳密度决策以及高农业收入依赖主体的是否采纳决策产生负向影响,对低农业收入依赖主体的是否采纳决策以及高农业收入依赖主体的采纳密度决策不产生影响;(5)土地细碎化对平原地区农户的是否采纳决策不产生影响,对其采纳密度决策产生影响,土地细碎化对非平原地区农户的是否采纳和采纳密度决策均产生负向影响.据此,建议着力推进高水平良田建设,激励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采纳决策的政策制定需要充分考虑农户异质性影响,实施精准施肥政策,并充分考虑不同自然环境特征(如地形等)的影响,针对平原和非平原地区的农户,采取差异化的激励策略.     

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资源稀缺的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合理的土地要素配置是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科学研判土地面临的稀缺瓶颈则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前提。文章选取2008～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先后运用核密度估计法、GIS空间分析、空间自相关以及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系统考察了城市土地稀缺度的时空演变、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为实现长江流域土地资源支撑高质量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有益参考。结果表明：(1)研究时期内,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稀缺度呈现出“提速期”和“振落期”两个阶段,上中下游的具体增幅分别为26.9%、13.2%和9.5%;核密度估计结果表明,土地稀缺度的高值范围逐渐减少,中低值区域逐渐增多。(2)城市土地稀缺度存在正向空间相关性,局部空间集聚范围变化突出,但集聚效应并不显著。(3)不同区域影响城市土地稀缺度的主导因素存在一定差异。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外商直接投资会加剧土地资源的稀缺,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环保水平的提升具有一定抑制作用。基于上述结论,长江经济带应因地制宜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大企业环保投入力度,通过高效、可持续的利用土地以破除政策约束下的要素稀缺困境。     

基于宗地尺度和多源数据融合的城市土地整治紧迫度研究

为综合诊断城市土地利用情况并为精确开展城市土地整治提供依据,本研究以宗地为评价单元,在多源数据融合的基础上,从空间、社会、经济、自然4个方面构建了城市土地整治紧迫度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深圳为案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显示:深圳市土地整治较紧迫区域的宗地数量为2 405个,占宗地总量的28.04%,土地整治紧迫区域的宗地数量为485个,占宗地总量的5.65%。深圳市土地整治较紧迫和紧迫的宗地主要集中在宝安区北部和光明新区西部、龙华新区北部、龙岗区西南部、坪山新区北部,其空间特征是原特区外区域土地整治紧迫度明显高于原特区内区域。本研究结果可为深圳市开展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等土地整治后续工作提供参考。     

黄土山丘区农村居民点整治优先度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治工作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建设用地需求及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具有重大意义,同时整治工作的开展对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全文以黄土山丘区中的47个村为研究单元,以自然和社会经济为准则层共选取了15个指标,分别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求权重,将计算所得权重加权平均作为指标权重值,并利用综合评价法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综合值进行计算,最后运用聚类分析法根据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综合评价分值将研究区划分为4个整治优先度分区,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整治的空间差异较大,一级优先整治区包含有8个村,占整个全区总面积的17.7%,该地区主要自然环境较差,居民点占地面积较多,但同时经济状况良好,应优先整治;二级优先整治区包含有7个村,占全区总面积的15.91%。该地区所处地理位置相对较好,人口密度较低,整治潜力较大,但村庄整体经济水平相较一级整治区要差,整治的难度高于一级整治区;三级优先整治区包含有13个村,约占全区总面积的32.29%,该地区所处自然环境较好,采煤损毁状况轻,整治潜力不大;四级优先整治区:整治区包含19个村,约占全区总面积的32.51%。四级优先整治区居民点人口密度较高,交通便利,且几乎没有采煤损毁区域,整体状况较好,整治潜力较小。整治工作的开展不仅要考虑整治模式和整治手段,科学的整治顺序能使整治工作的开展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整治优先度的先后顺序取决于村庄所处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的危险性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其中前者决定了整治工作开展的迫切程度,而后者则决定了整治工作开展的难度大小。     

高标准基本农田区域分布与建设潜力研究

按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标准(TD/T 1003-2012)》要求,本文以长岭县新安镇为例,从高标准基本农田内涵及建设内容出发,构建土地平整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以及农田防护与生态工程4方面15个指标的评价体系,将新安镇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区划分为基本具备条件、稍加整治和全面整治三类区域。结果表明,基本具备高标准条件的基本农田5340.97 hm2,不需进行建设,可直接予以认定;需要稍加整治和全面整治的基本农田面积分别为6690.23 hm2和590.50 hm2,且二者具有较好的建设潜力,经整治后可达到高标准准基本农田建设标准。研究内容为长岭地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的选址及规划设计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