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拆旧地块选址适宜性评价研究——以辽宁省桓仁县华莱镇为例

为了更加合理的选择拆旧地块,以辽宁省桓仁县华莱镇为例,通过实际分析与特尔菲法选取14个评价指标,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的权重,采用加权指数和法计算评价得分,并运用累积曲线分级法将评价对象分为四类区域。结果表明最适宜拆旧区占居民点总面积的4.14%,适宜拆旧区占居民点总面积的6.16%,不适宜拆旧区占居民点总面积的31.91%,最不适宜拆旧区占居民点总面积的57.79%。     

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及其分区管制

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是农村居民点整理方案制定及分区调控的基础。本研究以扬州市区106个行政村为对象,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调查,从整理政策、人际交往、生活习惯、经济压力等方面评价农户意愿大小,结合经济、社会及区位等因素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根据适宜性大小划定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分区,并制定分区管制措施。研究发现:农户整理意愿区域差异明显,研究区域北部和东部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且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设计较为完善,如槐泗镇凤来村的农户意愿分值高达36.5,而南部、西部的整理意愿相对较低,如瓜州镇鞠庄村的农户意愿分值仅25.9。研究表明:1将农户意愿引入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中,不仅考虑到社会、经济等宏观因素,而且综合了微观农户意愿,评价方法更为科学。2可拓展空间衡量居民点整理潜力,农户意愿和人口经济状况是影响整理适宜性的关键因素,而较好的基础设施状况将降低居民点整理的适宜性等级。3应考虑土地利用、社会经济、农户意愿等分区特征,从整理模式、中心村建设和土地利用策略等方面构建差别化的分区管制政策。优先整理区可采取一次性搬迁策略,将零星村庄整体迁并至中心城区、镇区或中心村;重点整理区应以迁村并点及闲置居民点复垦为主;适度整理区应走"滚动式"农村居民点整治之路;优化调整区应逐渐将靠近城区和镇区的居民点纳入城镇管理体系,加速其城镇化进程。本研究将为农村居民点整理重点区域选择和区域差别化的管制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与空间重构研究

梵净山地区地属喀斯特山区,其核心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村庄规划布局的制约因素较多。为实现农村居民点的空间优化,综合评价了农村居民点的空间位置、自然资源和区位条件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影响,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综合各影响指标,求出农村居民点规模值,在此基础上通过基于断裂点的加权Voronoi图分割其作用范围,结合"居住场势"分类,找出需要搬迁的农村居民点。结果表明:1研究区共有农村居民点23 046个,面积14 342.78 hm~2,居民点多沿道路支线和河流分布于山间河谷地带,布局散乱。2区域内有零星居民点7 871个,面积为2 641.75 hm~2,占18.42%;需保留居民点10 288个,面积为5 680.46 hm~2,占39.6%;中心居民点4 887个,面积为6 020.57 hm~2,占41.98%。3空间布局优化后的农村居民点共15 175个,总面积不变,主要应将西部和梵净山保护区内的零散聚落向东部水源充沛、交通发达的集镇地区搬迁。研究成果可为梵净山地区新农村规划的科学编制提供理论参考。     

上海两类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的比较

作为上海市郊区出现的两类重要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宅基地置换模式和村庄归并模式在改善农民集中居住的环境、增加耕地面积、促进土地集约化利用方面都取得显著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宅基地置换模式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展的,是外援驱动主要影响下的"新型城镇开发",需要配套农民市民化后的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政策。多出现于经济较发达、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近郊快速城市化地区。核心是推进城市化,整治要点是将农村居民点纳入到规划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统筹配置,安置区的住房设计以容积率较高的多层楼房为主,同时建设相对配套的各项市政服务设施,从而解决农民非农就业与居住的空间匹配问题。村庄归并模式是在村集体主导、政府支持下开展的,是一种内核驱动主要影响下的"村庄自我更新",需配套财税政策来解决整治资金问题。多出现于经济欠发达、工业化程度较低的远郊的农业地区。核心是扩大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促进农村居住和产业发展的集中,其整治要点是村庄空间的重构,以降低农村基础设施服务成本,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改善农民生活条件。     

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点潜力释放空间选择

农村居民点潜力释放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课题，潜力释放的空间优选则是城乡空间格局统筹的基础。基于农村居民点适宜性评价，构建经济发展潜力、居住便利性和生态环境耦合而成的指标体系，评估研究区域以行政村为单元的居住适宜性空间序列，形成适宜性分区,并根据农村居民点潜力的空间分布，统筹考虑城镇发展和耕地保护的要求，建立农村居民点潜力释放优先序的选择矩阵，形成分时序、分空间的潜力释放方案。研究结果表明：陆渡镇、浏河镇农村居民点潜力释放最优的区域主要位于沿江的东海等4个行政村，次优先潜力释放的区域包括陆渡等3个行政村，第三优先潜力释放的区域包括斑竹等10个行政村，第四优先潜力释放区域包括天浜等6个行政村，最后释放潜力的区域主要是陆渡镇和浏河镇建成区内的农村居民点。最后，提出了不同区域潜力释放模式的建议。
     

基于生态和社会经济约束的区域土地整治潜力评价研究

准确评价区域耕地整治、农村居民点整治、废弃地复垦和未利用地开发4种类型的土地整治潜力是实现区域统筹规划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前提。通过选取能反映区域四种土地整治类型内在和外在潜力的指标因素,引入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双重制约条件,结合层次分析法和约束条件评价模型对研究区域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约束下的土地整治综合潜力开展定量评价,并采用K-Means聚类方法进行潜力分区。研究结果表明:高生态安全和经济发展水平条件能提高区域土地整治潜力水平,反之则制约土地整治潜力水平,同时根据约束条件的土地整治潜力评价结果将研究区域划分为土地整治高潜力区、较高潜力区、一般潜力区和低潜力区,与无约束条件下的土地整治潜力评价结果相比,该分区结果更加符合当地实际情况。该研究一方面可为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土地整治潜力评价提供新方法,另一方面可为新一轮土地整治统筹规划提供有效的依据和参考。     

农村居民点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与潜力分析——以锦州市巧鸟街道为例

在国家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背景下,开展辽宁省农村居民点(试点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并对潜力值进行测算。研究方法:统计分析法,实地调查法,层次分析法,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研究结果:①农村居民点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关家村、方家村、巧鸟村、大管村处于粗放利用水平;川心店村、二十里铺村处于基本集约利用水平;柏家村、鲍家村处于较为集约利用水平。②土地集约利用潜力较大。关家村24.87hm2、方家村29.23hm2、柏家村12.88hm2、巧鸟村14.57hm2、川心店村13.71hm2、大管村36.01hm2、鲍家村23.50hm2、二十里铺村28.23hm2。研究结论:人均居民点用地面积较大,建筑密度较低,存在较大的土地集约利用潜力。     

基于MCR模型的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分区及优化模式研究——以南京市六合区金牛湖街道为例

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分区是实现布局优化的基础，也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以南京市六合区金牛湖街道为例，利用GIS技术分析了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分布现状，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实现了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分区，从而为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实施和村镇建设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金牛湖街道农村居民点现状在整体上存在“布局松散、面积零碎”的问题；各村（社区）之间地域差异明显、分布不均衡；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沿“低坡度、低高程、交通便利”地带分布的显著特征；（2）按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程度，可将金牛湖街道划分为5种适宜性分区。其中，高度适宜区占街道总面积的165%，总体上能满足农村居民点用地需求；（3）基于农村居民点现状分析及适宜性分区结果，将各村（社区）划分为“就地城镇化”、“内部整改”、“逐步迁村并点”3种优化模式，并从宏观层面上提出优化路径     

基于小流域单元的怒江州泥石流易发性评价

开展泥石流灾害易发性评价,了解区域泥石流易发程度的整体特征和空间异质性,为区域宏观层面国土空间布局及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等提供依据。基于小流域评价单元,选择距断裂带距离、岩性、melton比率、流域延伸率、流域高差率、河流弯曲系数、流域水系密度、平均植被覆盖度、年均降水量、距道路距离、距居民点距离等11个评价指标,采用确定性系数模型CF和多因子叠加权重确定法开展怒江州泥石流易发性评价研究。将易发性评价结果划分为5个等级,并以研究区历史泥石流灾害对易发性评价结果验证。结果表明:极高易发区面积仅占研究区总面积的8.31%,但发生泥石流灾害的数量占泥石流总数的29.75%;高易发区的面积占总面积的12.29%,发生泥石流的数量占22.59%。最后通过独立样本验证,易发性评价模型性能(AUC=0.742)良好。怒江州泥石流灾害易发性评价结果与历史泥石流灾害点空间分布较为吻合,表明选取的易发性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可行,评价结果可为怒江州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参考。     

基于集聚发展路径的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研究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城乡发展显著失衡,农村居民点布局散乱、低效利用问题严峻。结合城乡发展差异和农村居民点集聚发展路径精准指导居民点空间重构,对优化农村土地利用、促进乡村振兴及统筹城乡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湖北省宜都市为例,基于各乡镇城乡发展差异定位不同的城乡发展类型,区分空间重构中农村居民点适宜的集聚发展路径,据此结合居民点集聚发展适宜性评价将居民点划分为4种重构类型,运用双约束空间聚类法探索合理的集聚中心,利用加权Voronoi图规划需迁移居民点的集聚方向并提出重构建议。结果表明:(1)陆城为城镇主导型乡镇,红花套、高坝洲、姚家店、枝城为城乡统筹型乡镇,五眼泉、聂家河、潘家湾、王家畈、松木坪为乡村主导型乡镇,集聚区可分为促进经济产业与功能形态向城镇快速转型及优化农村生产生活功能、推进新农村建设两种发展路径。(2)城镇拓展型、新农村建设型、原址聚合型与生态保育型居民点分别占总面积的21. 1%、26. 3%、32. 2%、20. 4%,以不同集聚发展路径为指导的分类结果较符合居民点的实际发展需求。(3)全市共设置92个居民点集聚中心,重构中若根据加权Voronoi图采取内部挖潜方式安置迁移村民,可显著提高居民点集聚程度和发展适宜性并有效缓解建设用地面积超标问题。该研究能为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提供科学参考,建议政府根据不同集聚发展路径和居民点重构类型分类指导农村居民点整治,并合理安排重构后的土地协调利用问题。     

平原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分类研究——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

土地整治是对低效、空闲和不合理利用的土地进行治理,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的活动,是各类土地整理、复垦、开发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活动的统称,其实质内容之一是从空间上对土地利用进行优化布局。农村居民点用地是我国进行土地整治的重要区域,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进行分类研究是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土地整治的前提和基础工作。曲周县位于黄淮海平原的中部,黄淮海平原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主产区和农村人口的集聚地,对于其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分类进行研究,对于实现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战略意义。论文按照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从发展基础、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四个方面选取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的评价指标,利用量化后的指标和多因素综合评价法,运用聚类分析法将曲周县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划分为就地城镇化型、重点发展型、限制扩建型和迁移合并型四种类型。研究结果符合实际,为当地土地整治和新农村建设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于其他类似地区具有借鉴意义。     

两种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下农户生活满意度评价

以肥城市陶阳村和涧北村为研究区,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原地整治与异地搬迁2种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的农户生活满意度进行了评价和比较。结果表明,2种整治模式综合评价结果均为满意,满意和较满意的满意度值和分别为77.09%和77.46%。指标满意度从高到低依次是基本设施、生活环境、居住条件和收支状况。不同整治模式在人均住房面积、人均收入等方面对农户生活影响不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合理设计空间、发展产业及增加就业机会等完善居民点整治的建议。     

基于GIS和PSR的江苏省水土流失易发区划分研究

水土流失易发区划分是新一轮水土保持规划的现实需要。基于PSR概念模型,选取12个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改进的层次分析法求得指标权重,通过多级加权求和,对江苏省平原区进行水土流失易发区划分评价。该方法以250m×250m栅格为单元,借助GIS的空间分析功能制作各层次指标的空间分布图,并分别从压力、状态、响应3个子层次和综合目标层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全省平原区水土流失压力分布较为普遍,Ⅲ级及以上压力区域占全省总面积的40.75%;Ⅰ、Ⅱ、Ⅲ、Ⅳ级易发区域面积分别为10.12%、42.90%、25.73%和1.24%,无Ⅴ级易发区域;最终划定江苏省水土流失易发区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26.97%。具有现状数据的评价单元划分结果与实际情况较一致,说明水土流失易发区划分结果能基本反映江苏省水土流失特点和状况,可作为江苏省水土保持规划的重要依据。     

基于用地倾向性评价的农村潜在土地利用冲突识别研究——以西峡县东坪村为例

精准识别农村潜在土地利用冲突是预先权衡和协调冲突用地,指导农村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以西峡县东坪村为例,综合考虑"发展建设—农业生产—生态维护"多重土地利用目标,进行建设用地、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的用地倾向性评价,建立倾向性比较矩阵识别潜在土地利用冲突区域,并根据识别成果提出相应的差别化管理建议。结果表明:东坪村有47%的土地存在明显潜在土地利用冲突的风险,包括冲突一般区和冲突激烈区,分别占土地总面积的20.61%和26.39%。冲突激烈区(J)中J1涉及面积最大,占土地总面积的18.84%,是接下来土地利用工作中亟需防治的重点问题。除此之外,用地优势区和冲突微弱区分别占土地总面积48.13%和4.87%。总体来看,东坪村内潜在土地利用冲突范围较大,程度较强,冲突形势较为严峻。     

浙江省景区村庄空间分布特征与可达性研究

以浙江省首批3A级景区村庄为研究对象,利用数学模型和ArcGIS软件综合分析不同类型景区村庄的空间分布形态和可达性,为景区村庄的布点选址和建设开发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浙江的3A级景区村庄整体上呈空间均匀分布状态,不同类型景区村庄的分布特征明显,总体上核密度聚集区趋向接近中心城市,表现为大核—次核—小核的三大核心格局;整体上可达性较好,平均可达时间为31.6 min,平均可达性的区域间差异明显,受自然环境和交通网络的影响较大;不同类型景区村庄县域可达性呈显著集聚格局,可达性热点区主要是围绕以湖州、嘉兴市为主的浙北和以绍兴、宁波市为主的浙东地区,冷点区主要是以丽水市为主的浙西南地区和舟山群岛。景区村庄空间分布形态和可达性主要与基础肌理和经济政策两个关联条件相关。     

归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北省1007个农户调研数据

基于湖北省1 007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从主人翁意识、村庄认同、村庄喜爱、事务关心和村庄依恋5个维度,探讨了农户的村庄归属感对其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1)98.42%的农户参与了环境治理,但参与2种或以上环境治理行为的农户仅占29.60%,参与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2)当前农户的村庄归属感普遍较高,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3)村庄归属感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主人翁意识越强、对村庄的认同感越高、对村庄的喜爱程度越深、对村庄事务越关心、对村庄的依恋程度越高的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可能性越大;(4)农户个体特质能够调节村庄归属感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当农户为女性、年老、高学历、居住时间长及大姓时,村庄归属感对其环境治理行为的作用更大。据此,除了继续优化常规经济、制度手段外,还应注重培育与强化归属感这一内在的激励机制,以推动农户环境治理行动,进而实现生态宜居农村的目标。     

盘县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地形地貌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是乡村聚落地理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也是GIS-RS应用的重要领域。运用核密度估计、变异系数(Cv)和景观格局指数,以盘县农村居民点为研究对象,研究其空间分布与景观格局特征,并侧重分析了地形地貌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1)总体看,盘县农村居民点呈现出"中部、西北部密,南部、东北部疏"的分布格局,与研究区的平原、河谷和低-中海拔地区的分布相一致。(2)通过点模式分析(Point Pattern Analysis,PPA)发现,村级、乡镇级以及不同地形地貌分级3个尺度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Cv值都大于64%,均属于集聚型分布。(3)在各种地形地貌因素中,海拔、坡度和地形起伏度等是影响盘县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关键因子;随着海拔的升高、坡度和地形起伏度的增加以及地貌的变化,农村居民点的集聚程度、用地面积、比重和不规则程度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75%以上的农村居民点分布在平均海拔、较小地形起伏度(50~100 m)、较低坡度(5°~15°)、南向坡向和小起伏山地区域。     

基于宗地尺度和多源数据融合的城市土地整治紧迫度研究

为综合诊断城市土地利用情况并为精确开展城市土地整治提供依据,本研究以宗地为评价单元,在多源数据融合的基础上,从空间、社会、经济、自然4个方面构建了城市土地整治紧迫度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深圳为案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显示:深圳市土地整治较紧迫区域的宗地数量为2 405个,占宗地总量的28.04%,土地整治紧迫区域的宗地数量为485个,占宗地总量的5.65%。深圳市土地整治较紧迫和紧迫的宗地主要集中在宝安区北部和光明新区西部、龙华新区北部、龙岗区西南部、坪山新区北部,其空间特征是原特区外区域土地整治紧迫度明显高于原特区内区域。本研究结果可为深圳市开展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等土地整治后续工作提供参考。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规划方法及实证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规划是促进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而如何科学规划挂钩项目区布局是目前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文引入级差区域指数,建立挂钩供需能力评价指标,并以山东省东明县挂钩规划为实证,探讨了挂钩规划的方法。结果表明:①挂钩供给区域和需求区域的级差区域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区位条件"、"经济状况"、"社会环境"3大因素,具体指标的选择因挂钩供、需区域的任务不同而存在差异;②东明县建设用地需求存在828 hm2的缺口,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达6 346.41 hm2,说明东明县实现数量上的挂钩是可行的;③东明县挂钩供、需求区域级差地租水平存在明显空间差异,需求区域的高级差地租区分布在东明县北部县城附近的3个乡镇;供给区域的低级差地租区分布东明县中部的4个乡镇;④确定了东明县挂钩规划方案,规划期内安排22个拆旧项目区,且将近期拆旧项目优先安排在供给区域低级差地租区;安排建新区10个,且近期建新项目优先安排在需求区域高级差地租区。     

江苏海岸带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通过对江苏海岸带近13a的土地利用变化和社会经济分析,得出:连云港海岸带以耕地、其他建设用地和农村居民点为主,占81%,海岸带开发程度高;斑块个数增加,景观破碎化增大。盐城以耕地、草地和其他建设用地为主,占77.45%,开发程度中等;耕地、水库坑塘等人工景观面积增大,适宜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境面积减少。南通海岸带以耕地和滩涂为主,占88.93%,但两者的面积都在下降;人工景观面积增加。人口增长的压力、政府政策的导向与社会经济的驱动是江苏沿海三市海岸带景观格局变化的主要驱动力。连云港海岸带人口密度增加了13.8%,第二产业产值增加了7.7倍,人类活动的干扰使海岸带破碎明显;盐城海岸带人均GDP增加了4倍,经济利益的驱使,使盐城丧失大面积的草地,海岸湿地遭到破坏;南通海岸带人口密度减小了2.0%,人均GDP增加了5.3倍,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海岸带干扰较小,海岸带景观破碎度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