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沙化土地治理中的农户行为实证研究

我国南方亚热带沙化土地在成因、危害和治理方式上均与北方沙地有很大不同，以沙化土地水土流失治理典型区周边的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村域基本情况，走访村落中的农户群体与关键人物，获得问卷与访谈数据，对农户沙地治理与利用行为、生态意识、生态认知、农业生产方式等进行了统计分析，从人口特征分异上考察各类农户群体的行为和意识差异，运用Logistic二值回归模型验证农户治理行为的显著影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沙地行为和生态意识在人口特征和土地利用方式上都有显著差异，其中年龄、学历、实际耕种规模、农业损失、沙地活动是影响农户参与沙地造林意愿和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结论对改善沙地生态治理模式和优化环境政策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生态治理中的农户行为具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行为分析 ——基于认同、人际与制度三维视角

利用湖北省603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通过纳入农村熟人社会情境因素，构建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群体认同的三维分析框架，探讨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的行为逻辑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群体认同均对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人际信任在群体认同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同时，群体认同在制度信任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间起着负向的调节作用。（3）在纳入群体认同的情况下，农户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其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起着相反的作用，即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基于此，通过营造一种互惠互利的社会风尚，让生态治理政策的内容和村集体行动更能够契合广大农户的意愿及体现村民的意志，可以提高农户村域生态治理的参与度。     

资本禀赋异质性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水平和结构的双重视角分析

生态生产有利于减少农业污染、保护地力、节约资源,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要求和重要路径。农户的生态生产行为供给了具有正外部性的环境品,不仅有利于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而且还可能在未来获得增产增收回报。然而当前农业生产中,农户采用生态生产行为的动力不足,能力不强,严重制约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农户受自身资本禀赋约束。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普通农户资本禀赋状况及配置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受资本禀赋约束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基于长江中游四省稻农的实地调研数据,首先构造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综合值,运用熵值法计算出农户资本禀赋总量与分维水平并划分农户资本禀赋结构,进而探析了农户资本禀赋异质性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农户资本禀赋总量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生产行为;分维水平中农户物质资本禀赋、人力资本禀赋、社会资本禀赋水平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生产行为。(2)农户资本禀赋结构中,经济资本占优、社会资本占优农户更倾向于采用生态生产行为。(3)不同类型经营主体分析中,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说,经济资本禀赋水平与经济资本禀赋占优显著正向影响其生态生产行为。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多维度提高农户的资本禀赋水平和优化农户资本禀赋结构配置来改善和提高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采用,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决定:市场收益还是政策激励?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是我国新时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战略选择,农户是生态循环农业的经营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厘清农户参与生态循环农业的根本动机,对于制定有效的生态循环农业推广措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湖北省391份农户调查数据,首先,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市场收益、政策激励对农户生态循环农业从事意愿与行为影响路径的基本假设,并利用OLS方法分析市场收益和政策激励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其次,运用优势分析法评估市场收益类变量和政策激励类变量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最后,通过交互效应检验市场收益类变量和政策激励类变量间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收入预期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与行为均有直接的积极影响,是促进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最重要的因素;焚烧秸秆惩罚政策和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有积极影响,沼气池建设补贴政策和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对农户生态循环农业行为有促进作用;收入预期与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在影响农户生态循环农业行为的过程中存在互补效应。本研究认为,市场收益是刺激农户采纳生态循环农业生产模式的首要因素,因此,要着力完善生态农业市场体系,增强生态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升农户对生态循环农业的盈利信心;另外,政策激励对于农户采纳生态循环农业具有促进作用,应该做到约束与激励并行,同时注意加强农业政策的科学设计与落实执行。     

农户采用节约耕地型与节约劳动型技术的差异

研究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对于解决农业技术转化与扩散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6个省1672户农户的问卷调查结果为依据,从农户技术采用率和采用行为模型2个层面,研究农户采用节约耕地型技术与节约劳动型技术是否存在差异及影响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因素.农户技术采用率调查表明.有60%以上的农户采用了机耕技术,只有23.5%的农户采用了高产品种.采用行为模型的定量分析表明,具有不同家庭特征、外部环境特征的农户基于技术自身特征差异会表现出不同的技术采用行为.具体表现为,同一变量对农户采用不同属性技术的影响各不相同.本村地形、耕地面积、技术作用认知、出行频率对节约耕地型技术和节约劳动型技术采用都有较为显著的影晌;户主年龄、专业技能、家庭人均收入、参加技术培训、借款难易对一种技术的采用影响显著,对另一种技术的采用则影响不显著.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沈阳市苏家屯区238户农户的调查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内涵的界定,构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经济及政策变化对其影响机理分析框架和计量经济结构模型,基于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238家农户调查数据基础上,采用统计分析方法,获知苏家屯区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特征:具有明显的"非农化"和"非粮化"趋势,种植模式在空间上呈现"反图能圈"式分布。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方法,从外部环境包括城市扩展、经济结构、市场价格变化、政策制度安排和内部环境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资源禀赋等7类因素14个因子对土地利用方式、程度和土地投入强度三个方面进行回归分析,探寻其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理,结果显示不同因子的作用方向、影响程度与显著性表现均有所不同。农户处于的外部社会、经济和政策环境对土地利用方式和投入强度有显著的影响,而农户个人、家庭特征和拥有资源禀赋等内部环境因素对土地利用程度有显著影响。根据以上的研究结果,政府应该从规范政府征地行为、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增加对农村的投入等方面合理引导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土地资源的持续利用。     

参与农业技术培训能否促进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基于家庭禀赋视角的ESR模型分析

农业技术培训对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是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关注的重要问题.基于农户家庭禀赋影响其参与农业技术培训,进而导致其绿色生产行为实施差异的分析思路,利用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和来自湖北省的1063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在构建反事实场景和考虑样本选择偏差的基础上,考察了参与和未参与农业技术培训两种情形下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差异.结果表明:(1)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实施程度显著高于未参与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户,且平均处理效应表明,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可使预期的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实施程度提高40.13％;(2)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对不同类型绿色生产行为的处理效应由大到小依次为化肥减施、节水灌溉、农药减施、农膜回收和秸秆综合利用;(3)无论是否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家庭禀赋对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均有显著影响,但不同类型的家庭禀赋对参与和未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农户的影响存在差异.此外,家庭禀赋也是影响农户参与农业技术培训的重要因素.政府应积极拓宽农业技术推广渠道,加快转变技术推广方式,兼顾"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两者,进一步开展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培训.     

失地农户养老保障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在我国多元化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下,土地保障和养老保障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分担不同角色并承担相应功能,也都可能会影响失地农户的劳动供给,进而影响我国的"人口红利"水平。研究表明,由于我国农村土地的劳动吸附性和农业的资源禀赋特征,土地征用只会影响到农业劳动供给而不会影响到非农劳动供给,农民不会因为土地被征用而减少非农劳动或直接退出非农劳动市场,土地征用并不会显著影响非农就业的"人口红利"。养老保障制度则存在明显的劳动供给效应的分化,养老保险覆盖率不会对失地农户的劳动供给产生显著影响,是否享受养老保险以及养老保险待遇享受水平却会显著影响总体劳动供给和非农劳动供给。对失地农户而言,土地保障和养老保障对农业劳动供给和非农劳动供给存在明显的效应差异,实施具有更高参保率的养老保障制度并不会降低失地农户群体劳动供给的"人口红利",应当建立全覆盖的养老保障制度,并强调失地农户保障制度覆盖的福利功能,同时,也应正视养老保险待遇的政策效应,它会对劳动供给尤其是非农劳动供给产生负效应,进而影响到我国"人口红利"水平,因而应突出养老保险待遇这一政策工具的劳动供给功能。我国正处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深刻转型期,应协调好土地保障和养老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平衡好保障制度的福利功能和劳动供给功能,建构起与我国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失地农户社会保障制度,制定区别化和差异性的就业制度,完善失地农户劳动力的配置与管理。     

沙化区生态移民的沙化感知、社会影响和适应性策略

生态移民工程是中国政府为保护生态环境和缩减贫困人口实施的重要举措,让生态移民对气候变化产生的土地沙化有感知并尽快采取适应性策略,对防止生态移民成为“生态难民”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社会影响理论和风险-处理能力-社会评价-适应(RCSA)的分析框架,使用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和巴彦淖尔市调查的506户生态移民在土地沙化感知、社会影响与采取的适应性策略方面的调查数据,并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多分类Logit模型回归研究,发现:①沙化区生态移民对土地沙化的感知是移民对土地沙化采取适应性策略的先决条件,但并非感知到了土地沙化的生态移民就一定会采取适应性的防治措施。②沙化区的生态移民在新安置区受到的社会影响对移民是否有能力采取应对土地沙化的适应性策略有显著性的影响。③体现移民家庭风险处理能力的部分资产变量对移民的土地沙化感知以及采取的适应性策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更好地帮助生态移民减少气候变化、土地沙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沙化安置区基层政府除了让新搬迁来的生态移民积极增强资产能力外,还要帮助他们积极融入新的社区,拓宽宣传气候变化知识的渠道,增加宣传内容的多样性,引导生态移民了解应对土地沙化的技巧和方法,帮助移民减少土地沙化带来的经济损失。     

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城乡经济转型及农村人口快速城市化促使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较传统利用方式发生转变,农户家庭耕地生存依赖度弱化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育。以湖北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的1 146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实证,运用Biprobit模型分析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调研区域41.10%的农户家庭参与土地流转,土地流入转出租金分别为2 751.12元/hm~2、4 391.33元/hm~2,土地流转发生率较高但租金水平整体偏低,且在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重点开发区土地流转市场发育较好,流转参与率及租金水平较高;农产品主产区流转参与率较高,但租金水平较低;生态功能区土地流转参与率及租金水平较低,流转市场发育迟缓。(2)区域间功能定位、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空间差异明显。其中,生态功能区农户耕地资源利用的食物生产功能弱化明显,而重点开发区和农产品主产区则明显弱化耕地资源的养老就业功能。(3)整体而言,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影响显著。其中,家庭耕地利用在经济贡献、养老就业及食物生产等方面承担的功能越强,其家庭做出土地转出决策的可能性愈小;而选择土地流入的可能性也越大,而家庭耕地利用所表征的选择馈赠功能越强,其家庭越倾向于留存土地,且区域差异明显。重点开发区的相关系数及显著程度较高,作用方向与整体基本一致;生态功能区的相关系数及显著程度最低,且作用方向偏离整体幅度较大。表明经济发展程度越快的地区,土地流转发育受耕地利用功能的影响越明显。     

农村市场化对农户耕地流转的影响——以沪苏皖农户调查为例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确立，农村市场化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关系越发紧密。为揭示农村市场化对农户耕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围绕农产品销售市场和土地流转市场两方面，运用农户调查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耕地流转费用和农产品销售价值的高低决定着农户土地预期及农业效益的实现程度，对耕地流转概率和流转面积产生了显著影响。同一要素对流入和流出的推拉作用往往是相反的。农户特征、耕地资源和地区差异等要素对耕地流转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与流转动因相一致。由于目前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尚不健全，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推进规模经营，规范土地流转，有助于改善农户福利，优化农业土地利用结构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农户参与意愿研究 ——以湘阴县为例

耕地面源污染治理是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举措，更是提高耕地质量，保障地区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生态健康的必要环节。首先，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从理论上分析农户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意愿及行为机理，进而利用洞庭湖南岸粮食主产县湘阴县农户入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调查区域仅有61.29%的受访农户愿意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参与面源污染治理收益增加度、参与面源污染治理改善周边环境、农技人员影响力、参与面源污染治理的精力能力、当过村干部等因素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农户参与意愿均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农户年龄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农户参与意愿为显著负向影响。据此，在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应加强耕地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宣传及农技人员技术指导，充分发挥村干部的模范作用，增强农户治理耕地面源污染的主体意识，提升农户治理效能感及社会责任感，切实保障农户利益，引导农户主动积极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建设美丽生态洞庭。     

江西省上饶县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机理与实证模型

以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农户水土保持行为机理分析,结合研究区域实际,确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农户兼业经济行为、农业经营规模、劳动力状况等4大类因素为影响农户进行水土保持投入的主要因素,并进一步细化成9项具体指标。通过SPSS软件对各项指标与水土保持投入行为进行相关性分析,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农户兼业经济行为、农业经营规模是影响农户进行水土保持投入的主要限制因子。由于兼业和规模经营对农业收入的依赖程度较低,且防范农业风险的能力较强,农户往往不愿意进行水土保持投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以及农业人口比重较高的农户,往往会在水土保持上投入较多的时间和资金。针对农业劳动力不足、农业经营规模小等现状提出如何激励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以进一步促进水土流失治理的相关建议。     

农户分化、生态认知对农户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的影响

农田面源污染治理是打赢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点,加强农田面源污染治理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实现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农户是农业生产的微观决策主体,其对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受偿意愿是农户有效参与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关键.基于洞庭湖流域353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PLS-SEM方法分析农户分化、生态认知与农户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 表明:(1)农户分化对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化程度高的农户其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也较高;(2)生态认知在农户分化对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农户分化可通过正向影响农户的生态认知进而提升农户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3)农户年龄和劳动力比重对其参与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受偿意愿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应了解农户的利益诉求,制定合理的农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政策、提高农户生态认知水平,以提高农户参与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积极性.     

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研究

近年来,农村居民点整理被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各地广泛开展。其在改善农民居住环境、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置换建设用地空间的同时,也对区域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产生了巨大冲击,其中,土地投入变化是农户响应这些冲击的重要表现。本研究沿着"农村居民点整理-区域土地利用条件变化-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响应"的逻辑思路,形成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总体效应和不同政策影响两个层次,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的两个模型。依据江苏省调研数据,从资金和劳动力两个方面,实证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净效应,以及不同居民点整理政策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方向和大小。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整理促进了农户的土地资金投入,但对农户的土地劳动力投入具有负向影响。不同居民点整理政策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置换住房的宅基地补偿政策和农地产权稳定政策对农户的土地资金投入具有较好的积极作用,而安置公寓房政策则更可能带来农户土地资金投入减少;农地产权稳定政策和安置公寓房政策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土地劳动投入,但宅基地补偿政策对农户土地劳动投入影响不显著。本研究对这些结果进行了合理解释,同时也估算了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比例、非农就业水平、农业补贴收入、耕作距离和土地经营面积等控制变量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情况。最后从强化规划引导、内涵拓展、宅基地补偿策略优化、土地流转制度完善等方面,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调整和合理引导农户土地投入行为的对策建议。     

丹江口库区农户对面源污染的认知度及生产行为分析

通过丹江口库区246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从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的农膜、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和农户生活习惯入手,分析研究农户的生产行为、生活方式以及农户对面源污染认知程度,并对农户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中可能影响农户认知度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农户对面源污染的认知程度还不是很高,即使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认知,但农业生产方式与意识是脱节的、是不相符的;同时,农户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环境污染的风险。逻辑回归分析表明,农户个人特征中的受教育年限和政治面貌对农户认知程度影响呈正相关,即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发展农村党员,有利于提高农户对面源污染的认知度。     

经营规模对农户异质性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4个长江中游粮食主产省份979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经营规模对异质性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结果 表明:(1)农户生态生产行为可分为投入减量型生态生产行为和技术采用型生态生产行为.(2)经营规模与投入减量型生态生产行为呈U型关系,与技术采用型生态生产行为呈正比例关系.(3)进一步区分不同经营主体,农户投入减量型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在小农户与种粮大户间存在差异,而技术采用型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在小农户与种粮大户间差异较小.对此,政府应加强公益性农民施药用肥的知识与技能培训,并在对象选择上,考虑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区间及其经营主体类型;在内容倚重上,不仅要强化农户学习科学的施药用肥技术,更要普及过量施用农药化肥的负外部性的相关知识.     

农户参与农业生态转型:预期效益还是政策激励?

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主体,农户参与农业生态转型行为是我国农业转型的关键。预期效益和政策激励是影响农户参与农业生态转型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作用如何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本文基于山东省两县级市507份设施蔬菜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参与农业生态转型的影响因素,并运用ISM模型判定各影响因素的内在关联关系和层次结构。研究发现:第一,预期效益中的环保型技术成本预期、废弃物回收利用成本预期对农户农业生态转型参与行为具有阻碍作用,预期效益中的收入预期对农户农业生态转型参与意愿具有促进作用。第二,政策激励中的政府监管和政策补贴对农户农业生态转型参与行为具有明显的靶向指导作用。第三,环保型技术成本预期、废弃物回收利用成本预期等预期效益因素是表层直接因素;政府监管、政策补贴等政策激励因素是深层根源因素。因此,要推进优质优价农产品市场机制形成,提供农业生态转型示范模式。推动设施蔬菜生产的绿色化、优质化、品牌化建设,加强按照环境友好型方式生产出来的绿色蔬菜的辨识度。重视绿色蔬菜示范基地建设,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农业生态转型模式,增强农户进一步参与农业生态转型信心。同时,政策约束与政策激励结合,落实农业生态转型政策激励。运用大数据科学制定农业政策,对污染环境、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业生产方式要严格禁止,并采取经济惩罚措施。对环境友好型生态农业生产方式要加以鼓励引导,对生态循环农业生产给予适当补贴,同时强化政策执行和舆论监督。     

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影响分析——基于云南省465个农户调研数据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态宜居"的重要内容.基于云南省昭通市渔洞水库汇水区465个农户调研数据,利用双栏模型(Double Hurdle Model)实证分析农户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参与意愿及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较高,有86.9％的农户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费用,支付意愿的均值为45.616元/户/年;收入水平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支付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收入水平-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对村干部信任程度高的农户,收入水平对支付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家中常住人口数量等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也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产生影响.对比农户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两栏的结果,可以发现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有村干部、地区等变量在影响方向和程度上存在差异,说明农户参与和农户支付是两种不同的机制,需要区别对待才能更好洞悉农户意愿.实现以农户收入为核心的经济因素和以村干可信度为核心的非经济因素的合理配合是促进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关键.     

农户经营行为对农村生态环境影响研究

农户生产经营行为关系到生产资源的合理利用与配置,影响到农村生态系统保护及其可持续发展。本研究以武汉城市圈及长株潭城市群内的650个农户为有效样本,分析了农户经营行为对农村生态环境及其五种表现形式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劳动力投入行为中收入来源、家庭人均收入对农业面源污染有显著负面影响,家庭常住人口、家庭人均年收入对生活垃圾污染分别有显著正、负面影响;②农户文化程度越高,越能认识到农村生态环境污染问题;③经营规模越大,农业面源污染越严重,而对其它四类表现形式影响不显著;④农业投资力度越大,为提高产量而会造成越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及水质污染;⑤农户经营组织行为中,有机肥施用行为会造成农业面源污染,这些未施用的有机肥又会加剧生活垃圾污染,而且有机肥使用越多,农业面源污染及水质污染也就变弱。另外,参加技术培训会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和水质污染。可见,农户经营行为更多地是在影响农村生态环境中的农业面源污染、水质污染及生活垃圾污染,对空气噪音污染及工业转嫁污染的影响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