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城乡经济转型及农村人口快速城市化促使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较传统利用方式发生转变,农户家庭耕地生存依赖度弱化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育。以湖北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的1 146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实证,运用Biprobit模型分析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调研区域41.10%的农户家庭参与土地流转,土地流入转出租金分别为2 751.12元/hm~2、4 391.33元/hm~2,土地流转发生率较高但租金水平整体偏低,且在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重点开发区土地流转市场发育较好,流转参与率及租金水平较高;农产品主产区流转参与率较高,但租金水平较低;生态功能区土地流转参与率及租金水平较低,流转市场发育迟缓。(2)区域间功能定位、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空间差异明显。其中,生态功能区农户耕地资源利用的食物生产功能弱化明显,而重点开发区和农产品主产区则明显弱化耕地资源的养老就业功能。(3)整体而言,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影响显著。其中,家庭耕地利用在经济贡献、养老就业及食物生产等方面承担的功能越强,其家庭做出土地转出决策的可能性愈小;而选择土地流入的可能性也越大,而家庭耕地利用所表征的选择馈赠功能越强,其家庭越倾向于留存土地,且区域差异明显。重点开发区的相关系数及显著程度较高,作用方向与整体基本一致;生态功能区的相关系数及显著程度最低,且作用方向偏离整体幅度较大。表明经济发展程度越快的地区,土地流转发育受耕地利用功能的影响越明显。     

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及经济效应分析

在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探讨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经济效应的影响,为农户权益保障提供参考。采用二值选择Bivariate Probit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根据农户家庭经济收支状况,利用Match模型评估农地流转行为给农户家庭带来的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劳动力比重、受教育程度、人均耕地、农田生态环境等资源禀赋是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2)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农地规模经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能够有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3)农地转入或转出对农户家庭经济效益并未产生决定性影响,农户根据家庭实际选择恰当的农地流转方式才能有效提升家庭经济福利水平。建议着力完善农地流转市场机制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借助市场力量实现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切实尊重农户意愿及保障农户权益。     

家庭保障、劳动力结构与农户土地流转——基于江苏省142户农户的实证研究

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是今后我国农业应付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首先简要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动因研究状况，并分析了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然后利用2007年在江苏省高邮市、兴化市两地4个村随机抽取的142个农户家庭调查数据，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当今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上的行为。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较好地描述了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及其相应的土地面积。发现家庭保障水平越高的农户转出其土地的可能性越大、转出地面积也越多。农业劳动力越多的农户则转入土地的可能性越大，与之相反非农劳动力较多的农户则转出的土地较多。农户家庭保障水平低下和非农就业机会的限制可能是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     

中国农户收入最大化与耕地保护行为研究

与西方农业家庭模型研究假设不同,经济结构转型期,我国农户将面临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自由配置资源以实现收入最大化.以劳动力配置为基础的投入最大化条件证明在农产品价格和政府补贴效应影响下,农业经营与外出务工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收入贡献相等时,农户能够实现收入最大化.在实现收入最大化过程中,农户耕地保护行为是否发生关键在于耕地保护劳动投入是否能得到补偿,充分分享耕地保护收益是农户层次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的基础条件.而流转条件下的农户农业经营劳动力投入和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的比较静态分析则进一步说明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的复杂性,国家层面应充分考虑耕地流转过程中农户资源禀赋变化趋势及行为选择,调整和完善耕地流转政策.     

上海市郊区农业土地流转类型与土地利用变化响应差异性研究

在对农业用地流转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将农业土地流转市场划分为三种类型：政府引导型、集体推动型和农户主导型。进而结合农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农业土地非耕地化流转的驱动力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农业土地流转市场对于耕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模型运行结果表明：政府引导的农业土地流转导致耕地面积大幅减少，集体推动的流转有利于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农户主导的农业土地流转促使了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减少。最后以模型运行结果为依据，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维持耕地总量平衡的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农户生计资本、家庭要素流动与农地流转参与

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从农户农地流转的内源与外源式约束出发,分析农户生计资本与要素流动决策对农地流转参与的影响,利用CFPS调查数据采用MVP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生计资本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及其他生计要素配置行为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能够促进农地转入,抑制农地转出;人力资本会促进农户转出土地,抑制农地转入;社会资本对农地转入与转出均有正向影响.(2)自然与物质资本会抑制劳动力转移,而人力、金融与社会资本均促进农户劳动力转移;自然与社会资本抑制农户购买机械服务,而人力、物质与金融资本会促进农户购买机械服务.(3)农户农地流转行为除了受到自身生计资本的约束外,还受到家庭其他生计要素配置行为的影响,农户劳动力转移会促进农户转出农地,抑制农地转入;农户购买机械化服务会抑制农地转出,促进农户转入.最后,从健全农地流转管理服务体系,提高农户生计资本,完善相关要素市场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以提高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     

家庭保障、劳动力结构与农户土地法流转——基于江苏省142户农户的实证研究

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是今后我国农业应付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首先简要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动因研究状况,并分析了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然后利用2007年在江苏省高邮市、兴化市两地4个村随机抽取的142个农户家庭调查数据,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当今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上的行为.采用probjt和tobit模型,较好地描述了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及其相应的土地面积.发现家庭保障水平越高的农户转出其土地的可能性越大、转出地面积也越多.农业劳动力越多的农户则转入土地的可能性越大,与之相反非农劳动力较多的农户则转出的土地较多.农户家庭保障水平低下和非农就业机会的限制可能是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     

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生计策略

农户作为农村社会中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其生计问题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方向。在新型城镇化和农村产业融合的复合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逐渐显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点。加强对于农户生计策略的研究,有利于帮助农户提高自身发展能力、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本文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研究基础,基于湖北省宜昌市和荆门市的595份农户抽样调查资料,重点研究了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性影响。耕地经营规模越大,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投入的资金、技术、劳动力越多,农户生计策略越偏向于纯农化。在控制了其他解释变量的情况下,耕地经营规模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0. 008。②家庭生命周期同样也会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性影响。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不断演进,农户家庭在人口负担、劳动力数量、生产生活需求等方面都会发生改变,农户生计策略逐渐偏向于纯农化。同样控制了解释变量后,家庭生命周期每提高一个阶段,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0. 140。③耕地经营规模和家庭生命周期共同影响着农户的生计策略。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建议:一是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土地流转政策,鼓励农户进行土地流转,推进耕地适度规模经营。二是依据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家庭的就业意愿,开展差异化的指导与帮扶。三是应更加关注农户生计问题,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发展。     

自我剥削、禀赋效应与农地流转潜在市场发育——兼论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农户生产方式转型

以家庭均包制为主要经营特征的农村土地制度曾一度引致农户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和农业生产效率的快速增长,但由此导致的细碎化小规模的农地经营特征和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却造成了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现象普遍存在,加之传统的村庄惯习和土地占有关系诱致的农户对农地的禀赋效应,共同导致农户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属性与土地的市场处置行为呈现出内在运行机制不一致性。为此,本文采用引入交叉项的Probit模型,并利用江西省丰城市和遂川县的706户农户调查数据经验分析了小农户的自我剥削和农地禀赋效应对农地流转潜在市场发育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特征与农地市场化具有一致性倾向,但农地的人格化财产属性引致的农户禀赋效应造成了农户农地经营自我剥削感知度的下降,并削弱了要素经营属性与市场配置行为的匹配。经验分析结果发现,小农户低效率农地经营导致的自我剥削与农地禀赋效应分别激励农地流转市场的潜在供给和需求。同时,农地禀赋效应弱化了自我剥削对农地流转潜在需求和供给的诱发作用。为此,本文认为降低农户的土地禀赋效应是欠发达地区小农户转型的总体方向,它为农地由小农户流向生产大户和培育部分小农户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保障。文章主要从家庭决策的利益导向化、农地流转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不一致性及农村制度供给等维度提出了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农户转变农业生产方式,跳出自我剥削陷阱的政策建议。具体措施包括:1切实保障小农户的基本权益,提高他们在家庭资源配置中的预期收益;2在初次规模经营补贴、农业基本补贴机制转变、经营者生产奖励、专业技能培训、市场信息供给等层面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降低小农户转型的难度与风险。     

农地流转对农户农地投入影响的区域比较——基于江汉平原和太湖平原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湖北省江汉平原6个县(市、区)和太湖平原5个县(市、区)的893份农户调查问卷,分析了农地流转对农户农地投入行为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表明,在要素市场活跃的情况下,农户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是分离的,且生产决策优先于消费决策;在市场不活跃的情况下,农户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是相互作用的。农地流转规模和稳定性存在区域差异,因此农户农地流转的目标不同,进而使得农地流转对不同区域农户农地投入行为的影响不同。相对于经济较不发达的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户流转农地的规模相对较大,稳定性较高,其农业生产目标更多地表现为利润最大化,更有条件从事农业规模化经营,更有增加投入的动机。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农地流转的稳定性和规范性,对农户农地投入行为产生较显著的影响。因此,完善农地流转市场,规范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对引导农户对农地进行合理投入、促进农地可持续利用极其重要。     

基于TPB框架的农户认知对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

农地流转作为在农村广泛推行的一项重要政策模式,在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行为意愿是行为响应的前提,研究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对促进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框架,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个认知维度分析农户的农地转出认知对其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武汉、鄂州两市农地转出典型地区的287个调查样本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证实:(1)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形成过程遵循"认知→意愿"这一路径形式,其中,行为态度是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主观规范是重要影响因素,知觉行为控制是有效影响因素;(2)农地转出所能带来的好处中农户最看重流转的租金收益;(3)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最大外在压力来自亲朋邻里的农地转出行动,当亲朋邻里转出农地时,农户会产生"跟风效仿"心理;(4)相比于家人与亲朋邻里,农户对村委会的农地转出主张缺乏信任;农地转出所需支付的时间成本与可能存在的流转纠纷是农户关注的重点问题;(5)由于农地转出普遍存在村集体统一代理,降低了农户对流转政策和渠道的掌握程度以及自主决策能力的要求。在此基础上,结合调研实际,得出要制定体现农地价值的流转租金标准,加强对村委会和政府相关部门土地流转代理过程监管,建立并完善流转纠纷处理机制,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化运作等政策启示。     

关天经济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研究

农地流转是现阶段实现农地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本文基于关天经济区622份调查问卷,建立了农地流转的农户模型,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研究了交易成本认知和农户禀赋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转出)、农地流转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关天经济区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不高,样本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仅为23%,农地流转率均值为11%;(2)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农地流转组织形式、农地流转合约期限和对外交通便利情况影响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决策,而农地流转率仅受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和农地流转契约形式影响;(3)劳动力和土地禀赋正向影响农户转出土地,农地流转率随农业生产能力增强而降低;(4)文化程度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农地流转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天水的农户相比,关中地区的农户更倾向于参与农地流转。因此,要促进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提升农地流转率,首先要加强农地流转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户整体认知水平,增强农户农地流转政策的理解程度和接受能力;其次,深化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加快农地确权颁证,提升农户产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再次,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完善市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信号生成机制和传递功能,降低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第四,采取相应的激励政策提高农户土地、劳动力的利用程度,提升农户农业生产能力,避免农户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逆向选择行为;最后,建立有效的农地"经营权退出机制",将束缚在农业生产上的低效劳动力和土地释放出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生产率的影响机理与实证

在当前快速城镇化和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背景下,探讨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生产率的影响机理。首先从理论上揭示在不同农地流转市场和耕地经营规模的条件下,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然后利用湖北省江夏区等区县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变形形式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耕地流转规范性对农户耕地生产率有正向影响。②耕地经营面积对转入户耕地生产率的作用方向受到农地流转市场规范完善程度的影响。若农户按市场价格转入耕地,耕地经营面积对农户耕地生产率有负向影响;若农户以低于市场价格转入耕地,耕地经营面积对农户耕地生产率有正向影响。③耕地细碎化对转入户耕地生产率的作用方向受到农地流转市场规范完善程度的影响。若农户按市场价格转入耕地,耕地细碎化与农户耕地生产率呈负向关系;若农户以低于市场价格转入耕地,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生产率的影响受到农户耕地经营面积的制约。具体表现为:当农户耕地经营面积较小时,耕地细碎化对耕地生产率有正向影响;当农户耕地经营面积较大时,耕地细碎化对耕地生产率有负向影响。研究结论: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生产率的影响受制于农地流转市场规范完善程度和耕地经营规模;规范完善的农地流转市场有利于提高农户耕地生产率;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耕地生产率的影响方向取决于农地流转市场规范完善程度;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生产率的影响方向取决于农地流转市场规范完善程度和耕地经营规模,且其负向影响随着农地流转市场规范完善程度的提高以及耕地经营规模的增大而增强。     

农地流转与农户生计策略联合决策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农村住户数据,采用多元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决策和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①农户土地流转与劳动力非农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生计决策相互关联。总体而言,土地转入与种植经济作物决策正相关,与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负相关。土地转出与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正相关,与种植经济作物决策负相关。②土地流转与农户非农劳动力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等生计策略的关系与农地流转规模相关,小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土地转入与非农劳动力转移之间未有显著关系,与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但大规模的土地转入与农户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和非农就业决策显著负相关。③土地流转是否影响农户生计多样化决策还取决于地区机械化程度。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平原地区土地转入决策与农户非农劳动力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决策未有显著关系,而机械化程度较低的高山、丘陵、高原等地区土地转入决策与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和非农就业决策分别存在正相关和负相关关系,表明随着机械化对农业劳动力替代程度的增强,土地流转对农户劳动力配置的影响效应减弱。政策建议是:①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劳动力市场发展,推动农户土地流转参与,促进转出户生计向非农专业化转移,促进转入户农地适度规模经营;②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提高农机和农技融合使用深度和广度,提高农机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增强转入户农业劳动力农地规模经营的能力,增加农业生产比较收益。     

不同类型农户农地投入的影响因素

农户作为农业生产投入的微观主体,其农地投入行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影响重大.本文以湖北省江汉平原和鄂北岗地6个县(市、区)的473个农户抽样调查数据,构建逐步回归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农户农地投入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近年来,农户耕地的投入水平处于上升趋势,国家实施的惠农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②相对于消费型农户而言,利润型农户的总投入水平较离;③目前农户农地投入主要是流动资本投入,固定资本投入较少,农业污染较为严重,农业机械化水平有较大的提升空间;④农户农业生产目标决定其农地投入行为:消费型农户与市场联系不太紧密,依据家庭消费需求进行生产投入决策;利润型农户与市场联系非常紧密,追求利润最大化,按照市场行情进行生产投入决策.⑤不同类型农户农地投入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家庭特征和家庭资源禀赋是影响消费型农户农地投入的主要因素;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农产品市场和农业政策是影响利润型农户农地投入的主要因素.     

一个基于农户家庭特征的耕地抛荒假说

我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决定了耕地经营单位为农户家庭,耕地抛荒的决策单位是农户家庭而非农民个体,因此农户家庭成员特征对耕地抛荒会产生交互作用。在分析农户家庭成员的职业分布、年龄分布、教育程度和收入来源对耕地抛荒影响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收入效用临界点"假说,并运用该假说阐述了上述特征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机制,认为这些特征在耕地抛荒决策中存在的两种效应:"迁跃效应"与"涓流效应";"迁跃效应"具有突然性与爆发性等特点,而"涓流效应"具有持续性的特点。结合四川丘陵地区9个行政村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验证影响耕地抛荒的"收入效用临界点"假说。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特征对耕地抛荒产生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影响:1农业劳动力的年龄、教育程度与劳动力数量通过"涓流效应"对耕地抛荒产生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此外农业产出也存在抑制作用;2非农业劳动力的年龄、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与非农收入比重通过"迁跃效应"对耕地抛荒产生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同时,耕地面积对耕地抛荒也存在推动作用。最后,根据农户家庭特征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性质与影响程度,本文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注重对农户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提高耕地对农户家庭的保障作用;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制度。     

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研究

近年来,农村居民点整理被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各地广泛开展。其在改善农民居住环境、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置换建设用地空间的同时,也对区域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产生了巨大冲击,其中,土地投入变化是农户响应这些冲击的重要表现。本研究沿着"农村居民点整理-区域土地利用条件变化-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响应"的逻辑思路,形成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总体效应和不同政策影响两个层次,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的两个模型。依据江苏省调研数据,从资金和劳动力两个方面,实证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净效应,以及不同居民点整理政策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方向和大小。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整理促进了农户的土地资金投入,但对农户的土地劳动力投入具有负向影响。不同居民点整理政策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置换住房的宅基地补偿政策和农地产权稳定政策对农户的土地资金投入具有较好的积极作用,而安置公寓房政策则更可能带来农户土地资金投入减少;农地产权稳定政策和安置公寓房政策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土地劳动投入,但宅基地补偿政策对农户土地劳动投入影响不显著。本研究对这些结果进行了合理解释,同时也估算了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比例、非农就业水平、农业补贴收入、耕作距离和土地经营面积等控制变量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情况。最后从强化规划引导、内涵拓展、宅基地补偿策略优化、土地流转制度完善等方面,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调整和合理引导农户土地投入行为的对策建议。     

分布式认知理论框架下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EM模型的武汉城市圈典型地区实证分析

基于分布式认知理论,从"个人力"、"地域力"、"文化力"三个层次构建农户土地流转认知的影响因素理论框架,利用"武汉城市圈"典型地区土地流转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定量分析各影响因素在农户土地流转认知中的作用。研究证实:不同农户认知群体之间存在不同流转认知偏好,"无文化的老农民"相对于"有文化的年轻职业者"在土地流转认知中更加保守;农户对土地的需求普遍偏向土地的资产属性和财产权利,农村土地流转具备内在动力;然而,出于对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需求,农户不会因为其家庭生产方式和经济来源明显脱离土地而产生强烈的土地转出愿意,农户的家庭生计条件及"土地情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土地流转;村镇干部"取信于民"是农户获得"安全感",克服风险规避心理促进土地流转认知的最重要因素;流转价格是对农户在土地流转中物质与精神"双重损失"的资金补偿,两者的匹配程度对农户的认知具有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得出要规范流转程序、健全流转监督机制、保护农民利益,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以确保农民获得公平的社会保障,加快推进和支持农村教育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保障和农业经营扶持机制等政策启示。     

非农就业、农业生产服务外包与农户农地流转行为

农户向非农就业转移被认为是农地流转的主要驱动力，然而在非农就业非常普遍的情况下，农地流转率仍然徘徊不前。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发展通过改变非农就业农户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进而影响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驱动效应。基于湖北省农户家庭2018年微观调查数据，运用二元离散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户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及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1）非农就业有助于增加农业生产服务外包进而促进农地转出、抑制农地转入；（2）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抑制农地转出、促进农地转入；（3）若忽略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市场供给的正向效应与需求的负向效应均被高估，这为现实中农户非农就业程度高与农地流转率低的矛盾提供了重要解释。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优化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同时，也对农地流转市场的供需结构进行了重新塑造。     

农户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的关系——基于中西部七县(市)农户的调查数据

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这一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我国的粮食安全,也关乎我国农村土地政策、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等重大问题。农业生产深受气候条件、距离市场的远近、种植方式、土地质量、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但现有的文献没有很好地控制这些因素;另有学者以欧美等大农杨的数据或者官方提供的数据为基础,来分析我国农业是否采取规模经营政策,这并不切实际。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构成要素理论和科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建立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之间关系的计量模型,然后基于我国中西部七县(市)相邻的乡镇农户调查数据,分别对望江县水稻、南县水稻和棉花、濮阳市小麦种植生产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气候条件、距离市场的远近、种植方式、土地质量、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前提下,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之间呈现正向的关系,不同土地经营规模条件下土地种植面积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也为正值;考虑农机设备的资本投入要素后,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之间依然呈现正向关系;边际效应的分析表明,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增加,不仅不会降低土地生产率,在多数情况下反而会增加土地生产率。这表明在当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鼓励和完善土地流转政策,减少零碎化经营,推动适当的规模经营,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提高我国土地生产率和农业总产量。这一研究结论对制定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完善农村劳动力等要素市场、鼓励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战略和支持城镇化建设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