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用地增长极限规模测算

快速城市化出现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问题,受到人们广泛关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我国需要测算一个极限区间值进行自上而下的总量控制,以促进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的落实.但是如何测算这个极限规模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本文提出了一个常规方法组合和关键指标相结合的技术思路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研究首先对城市用地扩展规模的影响因子进行了分析,讨论了城市人口数量和GDP分别与建成区面积相关性,确定了城市人口数量对建成区面积影响更大;在此基础上,采用逻辑斯蒂模型,依据我国1950-2010年经济数据,对城市化水平进行预测;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依据1951-2010年全国人口数据对未来人口规模进行预测,并分为三个方案对结果进行了讨论;最后按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以节约集约用地为原则,将人均城市用地规模取值控制在65.0-115.0 m2,计算城市用地扩展极限规模.结果表明,到2045年,中国的城市化预测水平为79.99％,在中国人口增长控制较好的情况下,人口规模将达到14.97亿人,城市用地扩展规模为77 857.38-137 747.70 km1;若中国人口达到有关研究的预测峰值16亿人,中国城市化水平稳定在80％,城市用地扩展极限规模将会是83 200.00-147 200.00 km2.综合以上分析,未来我国的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应在7.8万km2到14.7万km2之间.     

基于改进熵值法的城市“精明增长”综合测度——以长江三角洲16市为例

“精明增长”是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城市可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该理论的中国化与适应性研究至关重要。将理论内涵与中国城市增长实际需求相结合,构建包含城市规模、城市福利、城市空间和城市消耗四增长维度的城市“精明增长”综合测评模型,并运用改进熵值算法,对1999~2008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从时序变动与截面比较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16市在考察期内增长逐年更为精明;上海、南京、杭州城市增长更为精明,其余城市熵值评分考察期内波动较大,且空间分布有两极分化的趋势;四增长维度影响综合评价的权重由高至低分别为福利维度、规模维度、消耗维度与空间维度,城市福利和规模增长是影响城市增长精明程度的主要方面,两维度中反映城市环境、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的指标贡献较大;城市消耗和空间维度权重较低,其中反映土地与生活能源消耗的指标作用明显,需要加大城市消耗的控制和内涵空间增长的拓展     

城市“规模”偏小不利于经济增长吗?——两种借用规模视角下的再审视北大核心CSCDCSSCI

城市规模偏小是否就一定不利于其经济增长,推进大城市建设是否就一定能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关于此问题的争论从未间断,而相关的经验证据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基于2003—2016年我国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系统GMM模型以及面板门限模型等方法,在开放型城市系统模型的假设下,本文拟从绩效规模借用和功能规模借用的视角来再审视城市经济活动密度、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此来破解中小城市高速增长难题。本文研究发现:①绩效规模借用能帮助中小城市实现超越其自身经济活动密度所能达到的集聚经济水平;而功能规模借用则能通过帮助中小城市实现更高等级职能专业化水平的方式,促进其经济快速增长。②此外,通达性水平的提升能同时强化这两种借用规模的作用效果。③最后,就借用规模的异质性表现来看,在城市群内部,中小城市以借用规模行为占主导,而大城市则以发挥集聚阴影作用为主。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主要政策建议如下:①政府在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和交通网络规划时应该以城市群经济建设为目标,努力消除大中小城市的行政壁垒,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共赢式发展。②城市群经济的建设可以以大城市为中心展开,同时以能充分发挥中小城市借用规模的思路来发展。     

中国三大城市群城市化动态特征对比

1990年代以来,中国步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其中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成为引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导力量。本研究耦合城市异速增长和标准化区位商分析方法,对三大城市群1990年代至今的城市化动态特征进行对比研究,探讨城市形态扩张与功能演变的耦合作用过程。结果显示:①在城市形态扩张方面,三大城市群异速增长类型差异显著,其中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分别呈现持续的负异速增长和正异速增长形式,分别表现为人口高度聚集和建成区急剧扩张特征;而京津冀呈现正负异速增长交替增长形式,人口集聚与建成区扩张程度均较低;②在城市功能演变方面,三大城市群第二产业发展阶段不同,第三产业格局演变差异明显;③城市形态与功能耦合作用促成了城市群城市化进程向不同方向发展;对外开放、技术创新、政府干预等是影响城市群形态扩张和功能演变的主要驱动力。鉴于三大城市群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导作用,对其形态扩张与功能演变动态特征的对比研究能够深入理解国家及区域尺度的城市化发展规律和机制,并对我国其他城市群的科学、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土地利用“增长－控制”耦合机制分析

本文在分析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的基础上,利用耦合系统原理,构建土地利用"增长-控制"系统;通过对湖北省市(州)的土地增长系统和土地控制系统的实证研究,得到各市(州)土地增长指数和土地控制指数在空间上的组合方式,确定湖北省土地利用发展的7种战略.研究表明,土地利用"增长-控制"耦合机制能够较为清晰地阐述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形成原因,有利于土地非农化、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等相关方面的研究,对于揭示土地利用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能够提供一个较好的研究框架;本文对湖北土地利用发展模式的分类,符合湖北省土地利用的实际情况,文中针对各类地区提出不同的发展策略,可以促进地区土地利用系统向可持续、稳定的方向发展,同步提升土地增长系统和控制系统的发展水平.     

城市“规模”偏小不利于经济增长吗?——两种借用规模视角下的再审视

城市规模偏小是否就一定不利于其经济增长,推进大城市建设是否就一定能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关于此问题的争论从未间断,而相关的经验证据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基于2003—2016年我国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系统GMM模型以及面板门限模型等方法,在开放型城市系统模型的假设下,本文拟从绩效规模借用和功能规模借用的视角来再审视城市经济活动密度、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此来破解中小城市高速增长难题。本文研究发现:①绩效规模借用能帮助中小城市实现超越其自身经济活动密度所能达到的集聚经济水平;而功能规模借用则能通过帮助中小城市实现更高等级职能专业化水平的方式,促进其经济快速增长。②此外,通达性水平的提升能同时强化这两种借用规模的作用效果。③最后,就借用规模的异质性表现来看,在城市群内部,中小城市以借用规模行为占主导,而大城市则以发挥集聚阴影作用为主。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主要政策建议如下:①政府在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和交通网络规划时应该以城市群经济建设为目标,努力消除大中小城市的行政壁垒,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共赢式发展。②城市群经济的建设可以以大城市为中心展开,同时以能充分发挥中小城市借用规模的思路来发展。     

资源型城市能耗增长因素分解及差异分析

本文以95个有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2004—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重点关注城市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空间扩张几个方面,考虑能耗强度、经济规模、人口密度、辖区面积四个因素,利用LMDI法对资源型城市的能耗增长进行因素分解,并针对不同区位、不同规模与不同发展阶段三种情况分别进行资源型城市能耗增长影响因素的差异分析。得出了研究结论:总体来看,对资源型城市能耗增长影响较大的因素是能耗强度与经济规模,其中能耗强度下降对能耗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经济规模扩大对能耗增长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但能耗强度下降的抑制作用不足以抵减经济规模扩大的推动作用,导致能耗总量增加。人口密度增加和辖区面积扩大对城市能耗增长的贡献率较小,都只是微弱的推动作用。单个城市能耗增长的因素分解结果与总体情况较为一致,但不同城市之间存在差异。分区位看,越是落后地区,能耗强度下降对能耗增长的抑制作用以及经济规模扩大对能耗的拉动作用越强;分规模看,小城市的落后产能改进空间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分资源开发阶段看,衰退型城市落后产能改进成效突出但能源利用效率依然较低,成熟型城市对落后产能改进空间的利用不足。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资源型城市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发展"的转变;大力发展新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有针对性地实施节能降耗的分类指导;强化宣传教育,有效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节能降耗意识。     

中国城市空间重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机制分析

基于空间经济理论对中国城市空间重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式机理、效应机制进行阐述,分别从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空间配置对提高要素利用效率的微观机制,及传统经济学考察经济增长目标的宏观层面——产业结构、就业和居民收入来讨论空间重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发展传统城市经济理论对城市重构效应的经济学解释,丰富中国城市空间的研究体系。分析表明:①城市空间集中和分异是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②土地利用和分配过程导致城市地域分异,而城市空间增长的区位形态决定土地功能结构,土地价值空间分布也相应发生变化;③生产空间再造引起的劳动力地域重组是引发城市重构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区位过程应遵循效用平衡条件,避免空间失配造成的效率损失;④每一轮城市扩展都将带来居民收入的提升,城市重构应为低收入居民在居住空间上预留适当位置和配置合理资源。     

基于效益分析的济南市城市合理用地规模研究

城市用地规模研究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础研究之一,与土地利用效益密切相关。土地利用效益既是衡量土地利用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衡量城市规模的基本出发点,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对用地效益的分析能够反映城市土地利用的集约程度。本文以二、三产业产值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比作为衡量城市用地效益的指标,通过计算1997-2007年的建设用地与第二、三产业增长弹性系数分析济南市建成区用地规模与用地效益的关系及城市扩张的合理性,并选取广州市、南京市、青岛市、北京市、上海市作为比较对象,通过2000-2007年城市间用地规模与用地效益的关系对比,进一步分析济南市未来城市发展过程中充分合理利用土地的必要性及继续扩大城市规模的可行性。最后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增长弹性模型和逻辑斯蒂模型对未来济南市的合理用地规模做出预测。结果发现,济南市未来城市规模为2015年401 km2,2020年450 km2。研究结果可为编制济南市土地利用规划提供参考。     

不同发展阶段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响应

准确把握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的长期关系对于科学制定耕地保护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C-D生产函数和线性回归方法,应用江苏省县(市、市区)面板数据,对不同发展阶段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响应进行了经济计量分析.结果表明:①1996-2004年.江苏省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固定资本、就业人数和建设用地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529、0.318、0.19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5.60k,、4.2%、1.7%;②苏北地区建设用地弹性系数为0.264,明显高于经济相对发达的苏南和苏中地区;③技术效率对地区建设用地扩张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随着发展阶段提升.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减小,集约型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建设用地扩张.当前我国总体上处于从工业化中期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时期,应结合不同地区所处发展阶段和功能分区,实行差别化的耕地保护战略和考核办法.     

我国投资拉动的宏观成本分析

我国多年来坚持的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而高投资高增长则更多地以宏观成本积累为代价。未来投资的增速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预期目的．更多的取决于资金、技术、资源支撑和环境容量。通过对高投资高增长发展模式的高宏观成本分析，提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方式转变的若干结论性建议。     

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约束和技术进步——一个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

随着经济系统的不断扩大。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越来越明显。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工业化的一个关键时期,重工业比重的上升导致了资源约束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鉴于此,本文基于一个资源约束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通过推导和数佳模拟来探讨缓解资源约束的方法,为我国顺利完成工业化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分析——来自印度经济增长模式的启示

本文以印度经济增长模式为例,以竞争优势理论为分析框架,研究了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内涵、生成机制与优劣势。研究表明,"基础设施薄弱、精英人才涌现"的资源禀赋结构、社会内部消费需求拉动、相关产业支撑、龙头企业带动、自由化的政策改革环境以及技术进步推动,促进了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生成。基于此,通过中印两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指出"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具有资源环境友好特征、能借助服务业的发展反向刺激工业发展等优势;并揭示了"跨工业化"增长模式的劣势,即难以提高就业率、服务业持续发展缺乏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支撑等。鉴于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工业发展面临资源与环境高消耗的困境,我国应借鉴印度经验,培养服务业人才队伍、提高社会消费需求、优化服务业产业结构、培育服务业龙头企业、加快服务业自由化改革、提高服务业创新能力,以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增强服务业对工业的反哺效应,保障我国工业化进程在"资源与环境双约束下"又快又好地和谐推进。     

资源约束与经济增长研究

资源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研究对中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分析入手.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实际,在传统效用函数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地位和资源两个影响因素,通过模型的静态及动态分析,重点研究资源约束对经济系统均衡条件、动态转移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①当期资源的使用量取决于资源的边际效用、消费的边际效用和时间贴现率的大小.②消费资本比足够大或消费足够多且资本与消费的边际替代率足够小是经济系统存在鞍点均衡的必要条件.③资源消耗足够多时,消费资本比将显著下降.并从资源约束这一角度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失衡问题.最后从实证角度,利用协整理论验证了资源消耗与消费资本比之间的反向关系.     

农民工大规模外出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农民工大规模外出的影响和作用十分复杂.利用反设事实法,并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分析了湖南省2001-2011年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的贡献,并对于湖南省2001-2011年潜在经济增长进行了进一步推断.研究结果:如果不存在出省打工的数百万农民工,同期湖南将实现净增长428％,年均经济增长率18.10％,比现实经济增长率高出0.5个百分点.这表明农民工大规模外出尽管带来了可观的劳务收入,但也使得流出地区实际经济总量低于其可能的潜在总量,导致其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其潜在经济增长率,从而也间接证明了农民工大规模出省打工对于农民工流出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一定抑制作用.地方政府在将发展“劳务经济”作为发展战略的同时,还应认识到,“劳务经济”发展战略在带来较多劳务收入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潜力.当前不宜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为对各级地方政府目标责任考核内容.     

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中国过去30多年特别是新世纪以来10余年高速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消耗大量能源资源的基础上,并由此引发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由于面临日趋严峻的资源支撑力瓶颈和环境承载力约束,能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亟需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能源环境视角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于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实现经济的绿色增长。本文运用DEA方法构建一个经济增长的绿色指数以定量地衡量经济增长方式,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绿色指数为0.103,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现有的高耗能、高污染的增长方式从根本上是由当前的能源定价机制和能源价格体系决定的,能源价格体系不能如实地反映能源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不完善的环境排污收费制度无法有效地内部化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要求改革现有的能源环境定价机制,改变现有的扭曲的能源环境价格体系。     

资源型旅游地增长极限的理论模型

在经济发展中,国内诸多地区都将旅游业发展作为支柱产业,但对其长期有效性却缺少理论和实证的探讨。一些落后地区虽然靠旅游发展获得第一桶金。走的是资源经济之路。但带动效益有限。本研究运用最新的发展理论,在对典型资源型旅游地作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资源型旅游目的地发展的一般结构模型,并指出导致资源型旅游地发展的内部限制性因素。本研究希望更多的研究人员关注这一问题,从理论和实证上丰富和验证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分析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经济发展模式也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式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但是,目前产业结构仍以能源消耗较大的工业为主。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研究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有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利用脱钩理论评价模式,基于脱钩指数分析目前我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联,以1990-2007年历史数据为样本,得出结论:在一定阶段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处于绝对脱钩和相对脱钩阶段。     

信任与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成长

家族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同时家族企业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信任就是影响家族企业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文章从信任的多维度角度出发,研究了信任对中国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影响.文章以家旅企业为调查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信任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具有一定的影晌.其中:①家旗企业情感性信任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②家族企业认知性信任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③家族企业认知性信任对情感性信任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说明了家族企业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信任作为基础保障,给予非家族高层管理成员充分的信任,特别是情感方面的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引入的外部资源和能力,家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就不会受到能力和资源的制约,才能够保障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作者的研究结论将为中国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路提供参考决策.     

健康与经济增长的跨国研究

已有文献在考虑健康对经济增长影响时常常只考虑健康因素本身,而忽略其他相关因素从而产生"遗漏变量"问题而影响结论的可信性;或者只考虑健康因素的单一维度,而忽略初始健康水平以及健康水平改善速度都有可能同时影响经济增长。本文基于此,借鉴Nelson-Phelps,Lucas与Barro的方法,构建统一框架并利用跨国数据综合考察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发现,即使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预期寿命初始水平以及增长速度都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已有文献中忽略其他条件或者只考虑健康状况的一个维度,都很有可能低估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此外,经济增长"俱乐部"现象与低收入国家初始人力资本水平(包括健康状况与受教育水平)密切相关;不仅如此,工具变量法与OLS估计结果非常一致,表明上述结论非常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