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了解与把握游客的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是实施旅游生态补偿政策的前提之一。以黄山风景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条件价值法获取游客的支付意愿信息,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从游客个人特征、旅游环境影响认知、游客满意度、重游意愿、生态补偿认知等4个方面对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旨在为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国家公园游客具有较高的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86.7%的游客表示愿意在每次游览黄山风景区支付旅游生态补偿金,仅有13.3%的游客不愿意支付。游客的支付意愿与游客自身的角色定位密切相关。(2)从回归结果来看,游客的性别、年龄、重游意愿和补偿必要性认知对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女性游客支付意愿高于男性,年龄与支付意愿呈显著负相关,重游意愿和补偿必要性认知与其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学历水平、月收入、旅游环境影响认知、满意度和补偿政策认知等变量对支付意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存在显著影响。但从统计结果来看,学历水平、黄山环境质量评价、环境破坏的担心度、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满意度对游客的支付意愿有一定的正向作用,游客月收入水平和补偿政策认知与支付意愿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     

北京市城市湿地价值评估

环境价值评估中广泛存在支付工具效应,经济学家发现,当采用"缴税"和"劳动"支付工具分别开展环境价值评估时,得到的评估结果往往存在显著差异,但现有研究仍未对支付工具效应形成的原因进行解释。该研究同时采用"缴税"和"劳动"两种支付工具设计选择实验,对北京市城市湿地价值进行评估,并检验两种支付工具的评估结果是否存在差异。该研究首先基于时间分配理论比较了"缴税"和"劳动"支付工具在评估环境价值时存在的理论差异,并据此提出了研究假说。随后,课题组分别基于两种支付工具设计了两组选择实验,在2017年5月对北京市居民开展了网络调查,调查对象被随机分配到两组实验样本中。基于调查数据,该研究采用随机参数Logit模型和广义多元Logit模型分析了北京市居民对湿地属性的偏好,并据此估算了湿地属性的边际价值。结果显示,北京市湿地面积每增加1 000 hm2、湿地Ⅱ类与Ⅲ类水质的占比每增加1%、湿地动植物种类每增加10种、湿地植被覆盖率每增加1%,基于"缴税"支付工具估算的边际支付意愿分别为每年23.254元、17.266元、5.559元和9.041元,基于"劳动"支付工具估算的边际劳动意愿分别为每年0.211 d、0.138 d、0.042 d和0.093 d。采用缴税支付工具估算的边际支付意愿约为采用劳动支付工具估算的边际劳动意愿与实际工资率乘积的50%,即支付工具效应得到证实。男性样本中的支付工具效应强于女性样本。而且,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越高,支付工具效应越强。该研究的分析结论可以为城市湿地的修复与保护提供必要的决策参考。后续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利用支付工具效应设计环境政策,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     

CVM研究中支付意愿问卷“内容依赖性”的实证研究——以上海城市内河生态恢复CVM评估为例

为检验意愿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中争论的焦点问题——支付意愿的问卷"内容依赖性",本文以上海城市内河生态修复为评估对象,构建CVM的假想市场,设计评估顺序、评估对象尺度、嵌套物品等四重方案,通过720份问卷平行调查对同一评估对象在不同问卷中获得的支付意愿,并进行估计值比较和t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支付意愿的数值随评估尺度的增加并不显著增加;单独评估比作为嵌套物品评估具有更高的支付意愿值;在问卷中先被评估的物品居民给出的支付意愿较高;整体物品的支付意愿小于各部分的加总。研究结果验证了国外实证研究文献报道的"范围不敏感"、"嵌入效应"、"顺序效应"、"部分—整体效应"等现象的存在。对此现象的解释主要是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因此,在将CVM研究结果应用于公共政策中应充分考虑上述因素引起的偏差。     

基于CVM的武进港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环境价值支付/受偿意愿评估

引入了目前环境价值评估领域运用广泛的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对武进港小流域水环境治理工程居民的支付/受偿意愿（WTP/WAP）进行调查研究。305份有效调查问卷的结果表明：（1）64%的受访者有支付意愿，用中位值法和平均支付意愿法计算得出武进区居民的支付意愿为40~555元/年，武进区2010年人口为1003万余人，居民的总支付意愿范围是4 012~5 56665万元/年，支付意愿与受教育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与其他各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无相关关系；（2）62%的受访者有受偿意愿，平均受偿意愿为3462元/年，约为支付意愿的63倍，受偿意愿与受教育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与年龄呈显著负相关，与职业存在负的弱相关性。对造成WTP与WTA巨大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并综合考虑评估结果，对武进港流域的水环境改善提出建议，促进决策者更好的平衡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水环境保护     

西安市大气和水污染对人群健康损害的经济价值损失研究

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造成损害的经济价值评价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采用不同的价值评估方法-VPLL潜在寿命损失年法、VSL统计生命价值法、WTP支付意愿法对西安市1996—2003年的大气和水污染对人群健康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996—2003年。西安市大气和水污染健康损失年平均为228792万-434237万元，占GDP的3．69％-7％。对居民健康有显着影响。     

基于问卷调查的上海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研究

上海近年来以O₃和PM_2.5为代表的复合型污染问题较为突出，合理评估大气环境对居民产生的影响对于环境政策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对上海500位居民开展了关于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支付意愿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居民对大气环境质量的关注和重视程度较高，并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全市在购买和使用空气净化器和防雾霾口罩方面的开支约为23亿元/a；在所有受访者中，有56%对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有支付意愿，且收入、学历和患病程度与愿意支付的概率呈正相关，年龄则表现为负相关；从支付金额来看，有支付意愿的受访者对于减少一天雾霾的平均支付意愿为74元/户，推算至2016年全市整体的支付意愿在200亿元左右。其中，学历、收入、家庭人口数、患相关疾病的严重程度及防护意识与支付金额大小呈显著正相关，年龄则表现为负相关。进一步比较上海主要污染物的减排成本和居民支付意愿，从全社会成本角度，进一步开展污染减排具有成本有效性。     

基于CVM法的沙漠游憩资源非使用价值评估——以内蒙古响沙湾5A级景区为例

本文在实地调查响沙湾景区游憩资源状况的基础上,以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CVM)对内蒙古响沙湾景区游憩资源的非使用价值进行了评估。研究结果表明游客的支付意愿(WTP)较低。每个游客支付意愿的中位值为30元,平均值为78.2,并基于WTP中位值法和Spike修正模型的平均值法对响沙湾进行非使用价值评估。本文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游客支付意愿的因素,研究发现WTP与旅游者的客源地和目前有无工作显著相关。     

改善北京市大气环境质量中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旨在用统计的方法 ,分析影响北京市居民为改善大气环境质量而付费的支付意愿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影响最显著的因素是家庭收入 ,其次是年龄、家庭人口数和教育水平。其中 ,收入和教育水平对支付意愿的影响为正 ,年龄和家庭人口数的影响为负。对调查范围内八个行政区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均值比较显示 ,这八个区居民的支付意愿没有显著性差异。本文的结论是 ,提高收入水平和环境意识水平 ,是提高公众为改善环境质量而付费的支付意愿的有效途径     

江汉平原农地保护的外部效益研究

农地保护外部效益的货币化计量可为缓解我国农地流失形势，制定及实施农地生态保护政策，探寻农地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均衡点提供理论及决策依据。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估算江汉平原农地保护的外部效益，研究表明：①随着农地保护意识的增强，受访居民已意识到农地外部效益的存在，8550%的受访居民对农地有正的支付意愿；受访居民的性别、年龄、家庭人口(老年人口、参加工作人口)、经济状况(土地面积、月生活开支、职业)等特征对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②江汉平原农地保护的年均总支付意愿达2805×108元，折合单位农地的保护效益为48 658元/hm2；区内现有农地目前无法通过市场价格表现的外部效益约1 24682×108元，具有无法忽略的重要地位。     

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影响分析——基于云南省465个农户调研数据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态宜居"的重要内容.基于云南省昭通市渔洞水库汇水区465个农户调研数据,利用双栏模型(Double Hurdle Model)实证分析农户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参与意愿及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较高,有86.9％的农户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费用,支付意愿的均值为45.616元/户/年;收入水平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支付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收入水平-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对村干部信任程度高的农户,收入水平对支付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家中常住人口数量等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也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产生影响.对比农户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两栏的结果,可以发现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有村干部、地区等变量在影响方向和程度上存在差异,说明农户参与和农户支付是两种不同的机制,需要区别对待才能更好洞悉农户意愿.实现以农户收入为核心的经济因素和以村干可信度为核心的非经济因素的合理配合是促进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关键.     

猫儿山自然保护区生态受益者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

利用问卷调查和条件估值法，以猫儿山自然保护区为例，基于保护区受益者视角，分析受益区居民对保护区的认知、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和支付方式，探讨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结果表明：（1）受益区居民对猫儿山自然保护区基本情况不熟悉，但绝大多数受益者认同保护区与漓江中下游的水源密切相关。部分受访者不认同作为保护区生态效益受益者的身份；（2）8558%的受益者愿意为猫儿山自然保护区提供帮助，受益者的支付意愿为每户每年28789元，对受益者来说，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为202×108元/a；（3）文化层次和家庭年收入与支付意愿的关系呈单调变化，职业的影响表现出企业员工的支付意愿最高，其次是教师，农民的支付意愿最低；（4）受益者支付意愿的方式偏好存在差异性，比起现金支付，受益者更倾向于通过参加环保公益活动和纳税的形式，支付保护区提供的生态效益。     

长沙市湿地资源非使用价值评估研究

湿地资源非使用价值评估，有利于科学合理、可持续的开发和利用湿地资源。在理解湿地管理决策机制的基础上，用CVM法对长沙市湿地资源非使用价值进行了评估；利用415份问卷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探讨了长沙市居民对于长沙市湿地资源非使用价值的支付意愿；调查数据主要来自长沙市五区。研究表明：长沙市湿地资源非使用价值支付意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被访者的社会经济特性、被访者对湿地的了解程度、被访者在湿地的休闲时间、湿地的距离远近等；长沙市湿地资源非使用价值为0437 6亿元/a，其中存在价值为0253 8亿元/a，遗产价值为0096 3亿元/a，选择价值为0087 5亿元/a。所计算出的非使用价值是一个动态变化的量，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环境意识将随之增强，对于湿地生态资源的支付意愿也将呈现出增长的态势。〖     

地方依恋有助于提高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吗?——基于湖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从人地关系视角探讨农户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对剖析农村环境治理难题意义重大。以湖北省为例,利用1074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从环境心理学视角下的人地关系出发,探讨了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工具变量法(IV-Oprobit)进行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①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整体一般,通过提高农户对村庄的依恋水平,可显著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具体而言,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可使其环境治理“非常愿意”参与的概率提升35.51%。②社会信任在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中发挥显著的调节和中介作用。一方面,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会随着农户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地方依恋能够显著增强农户社会信任水平,从而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即社会信任是地方依恋影响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重要传导中介,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3.37%。③代际差异分析表明,在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群体中,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均显著。此外,性别、环保意识和环保态度等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也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应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和文化建设等,不断增强农户的村庄认同感和依恋感,进而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提升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水平。     

CVM方法确定环境价值有效性的分析研究

CVM作为一种计量和评价环境价值的方法。在国外发达国家其应用日益广泛和普遍．而在我国对CVM的研究案例很少且刚刚起步。作者通过案例利用CVM方法对森林资源的环境价值进行研究。并对运用CVM研究方法调查所得的WIP值进行了有效性分析．据此发现WIP值可以明显的显示出各特征因素与支付意愿间相互关系的规律性。方向趋势上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调查的结果是有意义和有效的。     

上海绿色技术产品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在技术接受模型基础上，加入计划行为理论，以303个上海居民样本的抽样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搭建影响居民绿色技术产品支付意愿的整合模型，利用AMOS结构方程进行路径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居民绿色技术产品支付意愿的因素主要有技术接受因素（信息交流、感知有用性）和计划行为因素（使用态度、行为倾向）两类；行为倾向和感知有用性是居民产生并提高绿色技术产品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居民对绿色技术产品的使用态度无法促使其进一步提高支付意愿，居民间信息交流对其使用态度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架构绿色技术产品的信息交流渠道，催生城市居民绿色行动力；切实夯实绿色发展观的社会基础，沟通绿色战略与民生民心民意相通；提高居民绿色认知和绿色认同水平，强化居民绿色支付意愿的内动力。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costs of pesticide use in vegetable farming in Nepal

There is a growing concern of pesticide risks to human health,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ecosystems. Many previous economic valuations have accounted health aspects or environmental components, but rarely combined; thus, overall risk assessment is partially distorted. The study, conducted close to the capital of Nepal, addressed the health effects of pesticides on small-scale farmers and evaluated the monetary risks of pesticide use on human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We also aim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valuation methods. The paper adopts cost of illness, defensive expenditure and contingent valuation willingness to pay approach.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the methods used for valuing pesticide risks to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are theoretically consistent. The exposed individuals are likely to bear significant economic costs of exposures depending on geographical location, pesticide use magnitudes and frequency. Individuals are willing to pay between 53 and 79% more than the existing pesticide price to protect their health and environment. The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training is less likely to reduce health costs of pesticide exposure, although it leads to higher investment in safety measures.     

耕地生态补偿相关利益群体博弈分析与解决路径

对宏观层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和微观层面农民与市民之间博弈分析,找出促使均衡结果合理化方案,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博弈论与条件价值法(CVM)。结果表明:①博弈结果难以达成(保护,补偿)协议,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必须依靠中央政府作为媒介进行协商,采取管制与激励相结合的制度安排。②激励的实现通过微观层面利益主体受偿意愿与支付意愿而定,支付不够补偿,中央财政补贴,支付盈余则上缴中央财政,以湖北为例,农民每亩耕地应得到174元补偿,市民每户居民应支付246.6元,中央政府每亩耕地给予农民148.5元补偿。③宏观层面依据微观层面需求意愿与支付意愿的赤字或者盈余,确定区域之间应支付补偿或者获得补偿。研究成果能为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耕地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依据,为尽快制定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及政策、实现利益群体福利均衡提供借鉴与参考。